上海高邮路。
灯下，游雪涛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案卷，以至当子夜悄然到来，他也未察觉。
下午，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王承龙说是有事找他，他就赶到了“康办”。
“有个案子，你把案卷带回去看看。”王承龙的话很简单。
刚刚把徐家汇藏书楼案件脱手，游雪涛一听说来了新的案子，不由得又兴奋了起来。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尔摩斯”，没有案子仿佛就感到空虚。
王承龙把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给了他。他的视线只注意那案卷，并没有注意王承龙的表情。
回到家中，游雪涛就从牛皮纸口袋里，取出厚厚的案卷。
案卷上写着一行字：“纪某自杀案”，旁边打了个问号。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
此人的经历很曲折，跟游雪涛有点类似，也从事着秘密工作，但那是在“文革”之前。
在“文革”中，纪某受到了冲击，受到了审查。此人属要犯，隔离室的看守十分严密。
突然，砰的一声，纪某从楼上摔下，虽然身穿厚厚的棉衣，仍当即死亡。
据说是自杀。
可是，纪某是从二楼厕所窗口摔下，那窗口又高又窄，下有水斗，很难爬上去。可能是他杀——有人要杀人灭口。
自杀？他杀？他杀？自杀？游雪涛像遇上一道数学难题，在那里反反复复捉摸着。他把案卷看了一遍又一遍，画出了地形图，排出各种可能性。
第二天，游雪涛带着案卷，来到“康办”。他找到王承龙，正想把自己的办案设想说出来，不料，王承龙一把夺过案卷，嗤之以鼻：“谁要你办案？”
游雪涛顿时像被浇了一盆冷水。须知，他的满眼红丝，全是昨夜看这案卷熬出来的。他惊诧道：“不是你把案卷交给我的吗？”
王承龙的脸，布满了乌云：“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你回去吧！”
游雪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中。他的耳际，一直回响着王承龙刚才的话音：“这个案卷，是给你看一看、想一想的。”
游雪涛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王承龙给他看那个案卷的含意：你跟纪某一样，不得好死！放聪明点，自己结束自己吧！
“大难临头！”游雪涛意识到，王承龙脸上的乌云，很快就会化为倾盆大雨。
他拿出手枪，压弹入膛，插在腰间，他把胶卷埋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早就提防着张春桥会有朝一日翻脸不认人：他把一期期简报上张春桥的手迹，都用照相机拍下来。如果张春桥赖账，他就把铁证掼出去！他深知张春桥是一只狡黠多端的老狐狸，他不能不防他一手……每一回，他从张春桥那里回来，也总是随即把张春桥口头指示立即记下来，同样是为了日后摊牌时甩出去。
我看到他的红色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第24页写着一段重要的话：“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传达张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张春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扫雷纵队”的工作清清楚楚地说成是“特务活动”！
游雪涛仿佛觉得，每天都在深渊上空走钢丝，迟早有一天会摔下去。
“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这“人家”，不仅仅是陈丕显、曹荻秋，也包括张春桥的同伙。因为张春桥不仅要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也要监视着自己的僚属！
张春桥所绝对信任的，只有他自己！
在张春桥指使之下，游雪涛所进行的“绝密”的特务活动，日渐被张春桥的伙伴们所察觉。
密报！密报！“赤卫队”这组织是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拉起来的，连这名字也是王少庸起的——有一回，游雪涛在王少庸家喝酒，王少庸酒后吐真言。这番话，游雪涛立即向主子张春桥报告。
密报！密报！王承龙排除异己，独搅大权，反对徐景贤，连张春桥也不放在眼里。
密报！密报！王洪文丑事种种……
游雪涛甚至对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姚文元，也打上一个大问号。他密告张春桥，姚文元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后台，“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真正策划者可能是姚文元！于是，张春桥停发了给姚文元的《扫雷》简报。
上海“五王”——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承龙、王秀珍，都上过《扫雷》简报，充满对游雪涛的愤怒。
衡山饭店。“司令”王洪文设宴款待“福尔摩斯”游雪涛。酒过三巡，“司令”说出了本意：“游雪涛，你我有数。日后，你的简报，每期送我一份！”
“简报？什么简报？我们群工组不印简报呀！”游雪涛假装糊涂。
“别给我来这一套！”王洪文提高了声调，喷着酒气说，“就是你给春桥同志的简报！”
“那……”游雪涛无法支吾了，便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搬了出来，“那我得请示一下春桥同志！”
此后，王洪文依然看不到《扫雷》简报，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却又无法迁怒于游雪涛——也许，真的是张春桥不让他看简报！
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244”实行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但是“扫雷纵队”的名声渐渐外传。
有人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告：张春桥在上海搞特务机关、特务活动！
有人称游雪涛那“244”，是上海市“革委会”的“第二办公室”、“地下办公室”！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中！
江青紧张了，当即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的伙伴们，也纷纷发话了。
姚文元皱着眉头，问徐景贤：“游雪涛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这句话，充满着对“244”的疑虑之情。
朱永嘉对徐景贤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像游雪涛这种搞法不行，这种搞特务的方法很危险，将来要把你牵进去的。”
徐景贤只得出面，向张春桥反映来自伙伴们的担忧。
张春桥说什么呢？他，简直像泥鳅一样的滑：“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的……只是他们的搞法有点像搞情报系统，这只有非常时期才能用，而且搞的还是苏联‘格伯乌’的一套……”
还是由徐景贤出面，找游雪涛谈话，发出了警告：“你们的搞法有点像情报系统，作法上有点像‘内务部’，办下去的话谁领导你们？……对你们这样的组织是不能领导的。如果给人家抓把柄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就大了。”
游雪涛感到不妙。
夜深人静，已经睡熟了的游雪涛，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从枕头下拿出了枪，一个箭步冲上阳台。
妻子困惑不解。
半晌，游雪涛才说：“刚才，我梦见王洪文带着‘文攻武卫’来抓我！”
最使游雪涛心寒的，是主子的冷漠：几天前，听说张春桥和文静在“康办”看大字报，游雪涛赶紧跑过去。当他喊着“春桥同志”的时候，张春桥和文静居然毫无反应，仿佛不认识一样！
其实，张春桥是一个走一步、算十步的人，他早就给自己留好退路。
一开始，张春桥就警告过游雪涛：“永福路的情况讲出去，是要杀头的！”
此人在给游雪涛写下种种批示时，也都给自己打好埋伏，以便日后可以覆手为雨：“游雪涛同志：把这样一套东西编起来作什么？不要保存了。”“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他十分警惕。”
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张春桥要秘书把游雪涛写给他的几十封密告信，全都付之一炬。张春桥一边看着秘书烧信，一边解释说：“没有用了，烧掉算了。”
文静也耍滑头了：“我与游雪涛没有工作关系。只是作为熟人，有时在一起吹吹。”
她说得多轻巧，把游雪涛向她密告和她代表张春桥发布“指示”，全说成了“吹吹”而已。
说实在的，从心底里，张春桥对“扫雷纵队”视若明珠。迫于种种舆论压力，何况张春桥已经度过了两次炮打的“非常时期”，在上海扎稳了根基，他不得不解散那个“244”。
1970年8月，由徐景贤出面，代表张春桥约见游雪涛：“从明天起，你下工厂劳动！”
那时，盛行“劳动惩罚论”。堂堂的“扫雷纵队”头头“下工厂劳动”，意味着一切完蛋！
游雪涛气急败坏，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文静同志收”，由吴某送交上海外滩“市革会”大楼收发室。
那信，是写给张春桥的。
游雪涛发泄心中的愠怒：
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身要枪毙的地步？
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树林，舔于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上海“四王”抓“五一六”是“五一六”！……
他的前两句话，意思清清楚楚，第三句却近乎绕口令。此处的上海“四王”，是指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另一“王”——王承龙，已被张春桥于1969年11月所剪除。“五一六”即“五一六分子”。1970年1月24日起，全国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海的清查运动由“四王”抓，游雪涛则骂“四王”是“五一六”。
游雪涛的信，迅即由文静转到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看完信，勃然大怒：“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
完了！完了！走狗从此完了！
张春桥生怕游雪涛反叛，在外面泄露天机，就由“司令”王洪文亲自出面，秘密逮捕了游雪涛。
面对铁窗，游雪涛这才猛然醒悟，长叹一声：“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将”当然指张春桥，而“万骨枯”则包括他自己！
毕竟游雪涛跟张春桥关系太密切，对于如此“忠诚”的“战士”倘若处罚太重，未免会使自己的伙伴们寒心，何况既然已把他抓起来，也就达到了封住嘴巴的目的，于是张春桥提起笔来，写一段关于游雪涛的“批示”：“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
好个“大家主动”！张春桥分明是在向手下的伙计发出警告：你们恨游雪涛，可别逼他太急，弄得不好，他会把你们也一起卷进去！
明明是游雪涛的主子，张春桥又装出一副受游雪涛“蒙蔽”的姿态，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游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他搞的材料水分太大，有的情况说得很玄，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敢再相信了。这种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深，思想变了，后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从极左到极右，就犯错误了。”
妙，真是妙极了！这样的语言，才是张春桥“正宗”。
张春桥是个云里来、雾里去的人物。他的形象最清晰的曝光，莫过于对待游雪涛的前前后后。他的奸雄，他的阴险，他的狡诈，他的两面三刀，暴露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