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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于上海市公安局前

1967年3月23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4月24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

“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住“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2],于4月26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戴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戴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5月20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那口号声在福州路上震荡。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成员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

“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

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