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民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120弄31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7月31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3]，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住“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像“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详图上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而今，50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8月3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押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
“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