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6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1967年8月4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
1967年8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1967年7月31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8月3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1977年10月的证词、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的证词、叶昌明1978年11月22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8月4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8月5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像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9月1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