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1968年10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1968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不久，1968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像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