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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35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1966年11月9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1967年3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1968年5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1938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1968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猷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1984年3月12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上海七〇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〇八所的科研工作。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1968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13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聿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入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单位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根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1944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1940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入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