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伦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5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从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功勋：
“这个《通知》（指《五一六通知》——引者注）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率众围攻张春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
两度“庐山会议”，都风雷激荡，震撼着中国：
头一次庐山会议是在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那次会议突然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场“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国。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的目标。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林彪集团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乱了整个议程。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纲》，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圈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词要不要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圈去这三个副词；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删去三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1970年3月8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1970年2月8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1970年4月11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11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1959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1969年11月12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11年，已经77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旋涡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8月24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道：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 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右二）、吴法宪（左二）、李作鹏（左一）、邱会作（右一）在一起。（杜修贤 摄）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扁了！
朱永嘉后来曾经这样谈及庐山会议对于张春桥的教训[5]：
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指张春桥——引者注）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其实，在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便已经对这一形势了然于胸。据姚文元日记记载，在八月十五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同志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姚文元从五个玉米之中，觉什么味呢？
姚文元在日记中没有说。
江青当时把玉米送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据康生秘书黄宗汉后来对江青秘书杨银禄说：
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6]
那五个玉米的含义是否如同康生所言，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