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林彪集团要作最后的拼搏。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1971年3月21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1971年3月31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7341部队政委王维国、7350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12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
王维国的种种秘密活动，林立果在上海进进出出，王洪文知其大概，不晓其详。王洪文没有军职，军队是他的势力的空白点。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1971年9月上旬，雷鸣电闪，上海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途经上海，林彪把谋杀毛泽东的地点选择在上海！
毛泽东是在1971年8月14日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8月16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住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南昌。9月3日，毛泽东抵达杭州，进入陈励耘的势力范围。
9月7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对“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陈励耘注视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箭在弦，弹上膛，一场震惊世界的武装政变，在中国即将发生。
9月8日子夜，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对这场武装政变作出了具体部署：
地点——上海。用林立果的话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
政变方案——三个。用林立果的话来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政变第二步——林立果说：“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也就是说，干掉江、张、姚。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在“文革”初期曾有过“密切合作”。在庐山上，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的猛烈攻击，使这两个集团转为对立。王维国是林彪集团在上海的“头”，王洪文是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头”。“二王”在上海的争斗，也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上海的争斗。林彪从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转为谋杀毛泽东的主谋，而江青集团则站在毛泽东一边，借伟大领袖的威望与林彪集团对抗。历史，云谲波诡，变幻万千，浪啸潮涌，瞬息万变。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刻，王维国在上海布下谋害毛泽东的暗网的千钧一发之际，王洪文作为江青集团中在上海的“头”，站到了伟大领袖的大旗之下。
王维国原本以为，毛泽东会在西子湖畔优游一番，过些日子才会到达上海。
毛泽东早已对林彪的阴谋有所察觉。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必须尽快回到北京。可是，他不能坐飞机——空军的指挥权，已落到了林立果手中。他只能坐他的专列前进，而专列必须在铁轨上运行，他的前进路线是明摆着的。杭、沪、宁，林彪安了陈励耘、王维国、周建平三颗钉子。他的专列经过这个三角区，如同在百慕大三角区前进！
9月8日深夜，原先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的专列突然开动。因为紧挨着笕桥机场，不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当毛泽东的专列在漆黑的子夜移动时，陈励耘正在与专程赶到杭州的于新野密谈。得知这一消息，陈励耘大吃一惊，急问：“朝哪里开？”
“到绍兴！”
“到绍兴？”陈励耘百思不解。
王维国得讯，以为毛泽东对鲁迅的故乡发生兴趣。
就在王维国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的时候，杭州发来急电：毛泽东专列朝上海前进！
那是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专列朝上海前进！
毛泽东吩咐：“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
9月10日下午6时，毛泽东专列驶抵上海。专列不进那熙熙攘攘的上海北站，却悄然停在西郊吴家花园附近。虽然那里离毛泽东平常路过上海时所住的西郊寓所并不远，毛泽东却没有下车，住在专列上。
王维国急急赶去，王洪文也急急赶去。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上海“二王”。王维国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坐在那里，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合适。王洪文也极度紧张，因为他已经知道王维国心怀叵测。
王洪文做好保卫毛泽东的准备。
毛泽东在如此危急之际，却坦然自若，谈笑风生，把王维国镇住了！
晚8时，王维国想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
毛泽东摆摆手道：“你们吃吧，我不下车啦，就在列车上休息。”
毛泽东沿途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都一住好些天。王维国以为，毛泽东在上海也会住些天。
毛泽东的突然行动，又一次使王维国失算了：翌日上午，奉毛泽东之命，南京部队司令许世友从南京飞抵上海，直奔专列，与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谈话。下午1点，许世友回到上海锦江饭店吃午饭之际，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启动，离开了上海。
许世友急飞南京，在南京车站迎候毛泽东。
9月12日，在一片暮霭之中，毛泽东的专列驶抵北京丰台。
王维国的一切暗杀计划都落空，林彪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
终于，1971年9月13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叶群、林立果“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