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京官”，回上海就像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示”。
他呢？也拿腔作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1970年春节前——1月20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引者注）穿了，像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进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风眠的黑画！
■ 姚文元（前排左一）、张春桥（前排右一）在一起。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是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1973年11月26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
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那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这位“左家庄”的“大将”，即便就《诗刊》复刊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也不忘对1957年曾经“大批判”的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捎”上一笔：
主席：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个想法：新出的诗刊可否兼登一些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鲁迅对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就进一步发挥诗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
《诗刊》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新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长处。革命诗歌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
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而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还将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是很不整齐的楼梯式的诗，真正写得好，还可发表。
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三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与政治局同志参阅。
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9月19日
毛泽东在1975年9月19日批示“同意”。这样，《诗刊》在1976年1月，出版了复刊号。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2]江青最初住在钓鱼台11号楼。后来由于她怀疑11号楼被安装了窃听器，于1969年2月令人对11号楼进行大检查。虽然在检查中没有发现窃听器，江青仍然不放心，迁至钓鱼台10号楼居住。
[3]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15页。
[4]1991年5月19日，叶永烈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5]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6]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7]杨银禄：《江青的“女皇”生活》，《百年潮》1998年第6期。
[8]据经盛鸿：《于若木勇斗江青》，《周末》1988年5月14日。
[9]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
[10]杨银禄：《林彪与江青的你来我往》，《中国改革》，2011年第3期。
[11]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