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11]。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9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9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9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79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时出去，夜里3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2时30分至6时40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