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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唯有他的秘书廖祖康[11]。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9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9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9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79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3时出去,夜里3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2时30分至6时40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