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4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作陪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跷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 1975年4月，王洪文（前右一）陪同朱德（前左二）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左三）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16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就在“王洪文失宠了”的日子，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刘盆子原本是一个放牛娃，但是跟汉朝皇室有点血统关系。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为了师出有名，号令天下，竟然把15岁的什么也不懂的刘盆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号建世元年。后来赤眉军大败，刘盆子也就随樊崇成为阶下囚。
《后汉书》是用古文写的，王洪文读不懂，不得不请教朱永嘉。后来，朱永嘉回忆说[12]：
毛泽东让他（指王洪文——引者注）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1]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党史博览》1994年第1期。
[2]杨银禄：《江青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华》2009年第11期。
[3]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4]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5]田炳信：《红墙内的护士长——访“文革”期间中南海保健组成员马晓先》，2005年4月27日《新快报》（田炳信于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建国饭店9009房采访马晓先）。本文引述马晓先在接受采访时的口述。
[6]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叶永烈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7]《〈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8]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第707—708页。
[10]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1]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2]章剑锋：《“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