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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50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据陈冀德回忆(5),“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