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摩，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摩对了，那揣摩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记录》，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非正式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泽东一共有两个侄子。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入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1954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
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话记录》，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谈话记录》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
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在家中，江青喊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而毛远新则喊江青为“妈妈”。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一是在1973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1974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待，说得十分清楚：
姚文元：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在批邓中毛远新是起了很坏的作用的。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