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手稿
江青在1976年3月2日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毛泽东于3月10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尽管毛泽东批评了江青，江青仍我行我素。在3月26日，江青又提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邓”。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如下交待：
审判员：姚文元，上次提的问题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姚文元：这几天我仔细回想了一下，1976年3月26日政治局的确开过一次会，地点好像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内容是听取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人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审判员：会议是谁主持的？
姚文元：是华国锋同志。
审判员：是谁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
姚文元：是江青。是她提出来后经主席批准的。
审判员：你事先不知道吗？
姚文元：不知道。就是江青提出要两校来人汇报，他们一下子就来了。
审判员：他们汇报时，你们有插话吗？
姚文元：有。政治局的人都有插话，江青、张春桥讲得最多。
审判员：你有插话吗？
姚文元：我也有插话，但很少。可能在他们讲到邓小平副主席在人大的报告时，我插了一句：那个报告反个人迷信，当时效果也不好。还有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插话，是科学方面的。
审判员：在这一次会议上你讲没讲过：“社会上的许多谣言都是从政治局传出去的。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这样的话？
姚文元：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我讲了社会上谣言多，要追查这类的话，但诬蔑邓小平副主席那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江青说的。关于这一点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作证。
审判员：江青还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哦，江青的插话很多，也很杂乱，具体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她和清华、北大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加以发挥。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的讲话你还记得吗？
姚文元：因为都是插话，没有完整的发言，时间又太久了，准确地回忆起来很困难。
审判员：你想起多少讲多少。
姚文元：好。王洪文的插话不多，好像讲了一下1975年给老干部开追悼会太多了，贺龙的追悼会连总理也去了。张春桥的插话比较多，也非常尖刻，主要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批判邓小平副主席。我记得他好像说了邓副主席是“典型的洋奴买办”、“连托洛茨基都不如”这样恶毒的话。别人的情况我也可以说吗？
审判员：可以。
姚文元：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有过一个尖锐的发言，中心论点是邓小平老犯错误老不改，这次搞右倾翻案风，是旧病复发。他还把邓小平副主席1972年写的检讨拿出来，念一句批一句。
审判员：你只交待“四人帮”诬陷邓小平的罪行。
姚文元：好的。在批邓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事情。一个是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毛主席过去有个讲话，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后来查到了这段讲话。我把毛主席这段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把这段话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头上，和党内资产阶级连在一起，这样又强加到一部分老干部头上，所以我发表这段话是不适当的。
审判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张春桥提出这个问题的？
姚文元：是在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用检讨的口气说：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后来毛远新把李先念同志这个发言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主席的这段话经毛远新整理后，也作为“重要指示”公开发表了。
审判员：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中，你们“四人帮”还有哪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言论？
姚文元：政治局开始批邓时，王、张、江、姚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有一些插话。有一天，毛远新在政治局传达：毛主席说，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我原来想毛主席不点名，我就不发言了。我觉得当时在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之后，假使我在批邓当中发言不恰当，回过头来还是要受批评，担心再犯错误。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毛远新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之后，要分批向全国传达，每次来一批省委书记，由华主席给他们传达，讨论两三天就回去。有一次张春桥问我，你知道不知道江青、王洪文到省委书记会上去了？我说，不知道。张春桥说，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那个会上胡讲一通，诬蔑邓小平副主席如何迫害她，打击她，搞得她生病，混不下去等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严厉批评了她。
审判员：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你发言了吗？
姚文元：这个，在毛主席点名让我们几个人发言之后，我经过准备，也作了一次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发言，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说邓副主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端正，反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才会积极支持右倾翻案风；我还说到邓副主席这种思想有历史根源，在“人大”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效果不好等等。我攻击的话还有不少，一时想不完全，我可以再想想，以后想起来再补充交待。
审判员：江青发言了吗？
姚文元：江青也讲了一篇，她的发言是激烈的，说前一时期为什么全国刮右倾翻案风，现在搞清了，风口就是邓小平；她还说为什么去年7、8、9月谣言那么多，现在也查清了，根源就在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审判员：你和江青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
姚文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在毛主席点名之后不久，是在同一次政治局会上讲的。
审判员：张春桥、王洪文也发言了吗？他们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张春桥也讲了一篇，现在记不起具体内容了。王洪文没有系统的发言，他有很多插话，也给毛主席送了好几批材料，如电影《春苗》的材料等等。
审判员：你接着讲吧。
姚文元：批邓刚开始我是没跟上去的，后来却是很积极的。这都是事实。对于我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我都要继续反省。
被审人签名：以上记录我看过，补充说明附后。
姚文元（指印）
1980年7月25日
关于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姚文元从他的视角作了交待。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在1980年8月3日，也作了交待：
1976年3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话），他们反映，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过一两天，谢静宜打电话给我，说市委通知他们作准备，中央最近要听一次两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情况的汇报。我对他［她］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你们要认真准备一下。
3月下旬一天政治局会上，清华、北大来的几个人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用恶毒的语言进行了诬陷、诽谤。中间江青还作了一些插话，煽风点火，无限上纲。事后，我把这次会议情况报告了主席，我还向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好，说他一句话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对于列席197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迟群、谢静宜，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在1980年8月20日作了如下揭发，从中也可以看出会议的若干情况：
2月6日，迟群在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五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同志。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接着狂叫：“宁可掉脑袋也要一斗到底。”
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五号文件明确指出：“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迟、谢公然对抗，叫嚷：“这是与清华唱对台戏！”并于3月22日，在校党委书记碰头会上抛出了“揪一层人”的反动口号。他们说：“搞右倾翻案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和邓小平共鸣的，差不多的闹得凶的有一层人。”“这一层人不是一般的干部。”并扬言“要通过批邓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所谓的批邓其罪恶目的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人帮”及毛远新于3月24日晚，秘密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准备到政治局，“面对面批判邓小平”，狂妄叫嚣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谢静宜连夜赶回清华，召集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周家悫及党办副主任吴敏生进行部署。
3月25日上午，迟、谢又召集他们几个人，并加上胡健，进一步密谋策划，确定由周家悫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人插话的内容。迟群鼓动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谁也不要怯阵，发言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迟群还授意“汇报的内容要以对外接待提纲为基础，把接待介绍的第三人称‘他’，一律改为‘你’，‘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他还讲：“汇报时要考虑到还有一层人，要突出揭发、批判、剥画皮，重点是经济问题和经验问题。”迟群还导演说：“主要由你们讲，我们俩见机插话。……”
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及迟、谢一伙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谣言公司总经理”，攻击邓小平同志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是“败家子”，“洋奴买办”，“全盘西化”，“转嫁经济危机”！还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报告”，“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放出来向党进攻，使得清华五七年出现了560个右派”；他们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搞复辟倒退”等等，对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打击之能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三·二六”大闹政治局之后，迟、谢一伙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在会上“没怎么发言”，“被动”，别有用心地攻击叶副主席没有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谩骂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这种诽谤攻击不予理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
迟、谢一伙大闹政治局的反革命活动，受到“四人帮”的特别赏识，直到8月26日，江青来清华大学时，还称赞荣泳霖说：“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并要迟群、谢静宜代她向大闹政治局的夏镇英、周家悫问好，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
1979年12月3日，当年曾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家悫，这样描述他的所见：
1976年3月26日，“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一伙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同志的情况是这样的：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我记得当时去的人有张凤瑞、胡健、荣泳霖、夏镇英和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吴敏生。在会上，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张凤瑞、胡健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我还把他七五年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经济政策，出口石油，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说成是“败家子”，是“洋奴买办”，是“转嫁经济危机”。
胡健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把邓小平同志1957年1月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说成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报告”，“大长了右派的威风，把右派全放出来向党疯狂进攻，使得清华大学五七年就冒出了560个右派分子”。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张凤瑞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他把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说成是邓小平同志找人谈话后写的，目的是要打倒江青，否定文艺革命；他还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搞修正主义的经验，只有走资派还在走的经验”。
谢静宜在插话时说：“七五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32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两眼，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尖着嗓子喊道：“他们这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翻案的典型！”
在这次会上，“四人帮”也都表现得非常疯狂、恶毒，他们不时插话，攻击谩骂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阴森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者，连托洛茨基都不如！”
王洪文说：“邓小平去年6月到上海，私自找马天水谈话，让他有事不要找市委，要直接请示他，搞得我们几个市委书记都不管用了。”
姚文元说：“去年主席批给政治局的几条指示，怎么那么快就传出去了？还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到底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所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肆无忌惮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搞得揭发批判的人尴尬。
迟群恼羞成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固对抗！”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滚水烫嘛！”
在胡健发言的时候，姚文元被值班秘书叫了出去。不一会，他神色有些慌张地返回来，和王洪文、张春桥低语了一阵，没等胡健讲完，王洪文就急忙宣布散会，让我们先离去，政治局的同志留下有重要事情研究。
于是，迟群、谢静宜就带着我们离开了紫光阁。政治局又研究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得知了。
江青高举起“批邓”大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如此激烈地“批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