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记毛泽东的话“士气大振，好！好！好！”是毛泽东在4月6日与联络员毛远新谈话时说的。
4月6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5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轻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招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退毛远新
4月6日三时
4月7日上午8时5分至9时15分，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8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异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8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6时40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7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8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洪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
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二六五期等四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引者注）
姚文元日记中所写及的“8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是指4月7日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
那是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7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两项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姚文元曾回忆说，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姚文元说，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姚文元还回忆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王、张、江、姚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七斗八斗，总算斗倒了邓小平。马天水在上海闻讯，拿出江青所赠的用油莎豆酿成的酒，与同伙们弹冠相庆，一饮而尽。
然而，他们忧喜参半，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华国锋一下子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升为副主席，而且还加上了“第一”两字，分明是针对王洪文的。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1975年12月16日病死，李德生于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中共中央两项决议。
从1976年4月8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在4月8日的日记中居然还“作词一首”：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背面却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4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凛然的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5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琢磨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变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晖吹嘘成灿烂的朝霞。
在“舆论总管”姚文元领导之下各报刊所发表的“与走资派斗争”的许多文章
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张春桥在1976年4月18日写给儿子张旗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张春桥度过了4月4日的危机，到了4月5日便如此“神气”起来。
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四人帮”，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