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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在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华国锋说及有几个省的情况不大好,流露出着急的情绪。

患帕金森症的毛泽东,用颤抖的手,给华国锋写下三句话: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

“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1976年8月10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丁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竿,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

“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1967年8月7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1967年9月,在上海外滩32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

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〇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234辆,摩托车438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1970年6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1973年9月18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1973年国务院162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1974年3月20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1975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9月18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

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〇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〇〇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〇〇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20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正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