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9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11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居然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用铅笔写的，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10)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只是徐景贤没有遵嘱烧掉来信，而是把它保存下来了。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据文静在1976年12月10日接受审讯时说：
1967年张曾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1968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蓬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
在1968年之后张春桥不再提与文静离婚之事，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在筹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张春桥曾经向江青透露了要跟文静离婚的打算，但是江青的那句话“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使张春桥又暂时打消了与文静离婚的念头。江青对于文静的叛徒问题，一清二楚，因为据徐景贤在1977年2月7日称，“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1971年1月6日，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曾经致信姚文元，请示如何安排文静工作问题：
文元同志：
前天向你请示，到你那里去一次有一件事当面请示汇报，主要是趁你来上海向你请示一下关于文静同志的问题。
就是文静同志的工作问题，我有个想法：文静同志能否继续到市革会调研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不便向春桥同志请示。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请文元同志指示。
洪文6/1
随着张春桥的地位不断升高，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越来越疏远文静。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即便如此，文静仍享受着高级干部待遇。据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秦根富在1977年1月29日说：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包庇，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她虽没有职称，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并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发给她中共中央文件，市委、市革委会文件，市革委会各组办、报社和各区、县、局的情况报告、简报等重要文件、材料。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而由徐景贤提出，经张春桥同意，也照发给她。1968年，文静的叛徒、特务问题被群众揭发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为了掩人耳目，让文静称病不工作，长期躲在家里，但仍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直到1976年10月14日，上海传达党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后，才停发。
多年来，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文静有时坐在后台听，有时给她放会议录音，或者给她看会议文件。
给张春桥莫大刺激的是在1973年9月20日。
那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上海是最后一站，周恩来夫妇陪同蓬皮杜总统来到上海。在送走法国总统之后，9月20日邓颖超抽空到上海康平路看望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家属。邓颖超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去张春桥家看望文静，虽说张春桥家就在王少庸家隔壁，何况文静又称病在家。
邓颖超不去看望文静，知情者心里明白。
姚文元在1973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20日，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引者注）告诉我说，邓妈妈去了我们家，还去了徐叔叔（指徐景贤——引者注）、王叔叔（指王洪文——引者注）的家，没有去毛弟（毛弟即张春桥之子张旗——引者注）的家。我就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邓所以没有去。
姚文元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历史问题”，不言而喻是指文静的叛徒问题。
康平路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邓颖超没有看望张春桥妻子文静，这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不胫而走，震惊了文静，更震惊了身在北京的张春桥。
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下决心要跟文静离婚。张春桥的离婚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1974年，王洪文陪外宾来到上海时，就张春桥离婚之事向中共上海市委的三位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打了招呼：
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与文静离婚之后，张春桥虽然身居高位，然而在北京却孤身影只。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59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
9月21日，徐景贤带着上海的医学专家飞往北京，出席保存毛泽东遗体研讨会。徐景贤趁此机会在北京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对象”情况。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10天之后——10月1日，张春桥在圈阅一封关于电影《反击》信后，退还给徐景贤，在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11)
10月6日，徐景贤把这位“对象”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中共上海市委机要交通员送往北京。
当晚，张春桥就在怀仁堂就擒。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19）76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12)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
(1)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2) 1992年11月24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
(3) 1990年7月15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米士奇。
(4) 1992年4月2日至3日，叶永烈在西安采访高智。
(5)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6) 顾保孜：《红镜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
(8)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9) 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之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273页。
(10)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2—403页。
(11)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8页。
(12) 据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