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找叶剑英，表明他对叶剑英是高度信任的。
据华国锋自述，在“文革”中，叶剑英曾经被“疏散”到长沙，那时候主持湖南工作的华国锋开始与叶剑英有了直接的交往。
华国锋听说，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中，在京西宾馆，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干部，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文革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一怒之下拍桌子，把左手小拇指都拍骨折了。(9)
华国锋还听说，在“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贴叶剑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办公室连窗户上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照明。在叶剑英的子女之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
不言而喻，叶剑英对于“文革”、对于“四人帮”，深恶痛绝。
给华国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9月8日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当时华国锋正守在毛泽东卧室那里。他深知，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仍是那样看重叶剑英。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0)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叶剑英对华国锋的了解，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华国锋毕竟不是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那样的几十年的老战友，华国锋是从湖南上来的新干部（虽说华国锋的资历也不算浅），叶剑英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跟华国锋有所接触。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张春桥以为新总理非他莫属。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所谓“在叶剑英生病期间”，是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叶剑英也受到“批判”，打报告给毛泽东主席“请病假”，获准之后“称病不出”。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出，虽然打破了张春桥的总理梦，但同时也使叶剑英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
果然在1976年2月16日，亦即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共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泽东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这个第三号文件，等于对叶剑英进行点名“批判”。
正因为这样，叶剑英不能不怀疑陈锡联究竟是不是跟“四人帮”坐在一起的？当然，叶剑英对于华国锋也产生是不是跟“四人帮”一伙的怀疑。尤其是经毛泽东主席提议，1976年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总理”），同时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如此迅速的擢升，出乎绝大部分人的意料。加上华国锋为人稳重，凡事不轻易表态，所以老干部们一时摸不清楚华国锋的政治态度，到底是倾向“四人帮”，还是反对“四人帮”。
为叶剑英与华国锋之间牵线搭桥的人，是熊向晖。
熊向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周恩来的秘密安排之下，居然担任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长达13年，为中共中央提供了重要战略情报，使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当胡宗南发现他是“匪谍”的时候，他已经去美国留学了。所以毛泽东曾经说，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则称赞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是后三杰。”
熊向晖于1949年从美国回国，他的“人生轨迹”也是令人眼花缭乱：他先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接着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在“文革”中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任周恩来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会谈。1972年8月，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当了一年多大使之后，于1973年末回国，出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依旧是做老本行——情报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是新中国一个时期以来情报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为叶剑英、华国锋牵线时，正是任职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时候。
熊向晖在“文革”之后的“人生轨迹”也耐人寻味。他在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接着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他还兼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熊向晖于2005年9月9日去世。
熊向晖跟叶剑英有多年的交情。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不久，1976年1月21日下午，叶剑英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11)当时，叶剑英已经成为“四人帮”攻击的主要对象。江青几度扬言，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小平，一个是广东——指叶剑英。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叶剑英不愿在政治局开会时老是遭到“四人帮”的纠缠，他告诉熊向晖，家里人劝他回广东休息，而他自己则打算到广西去住一段时间。这时候，熊向晖力劝叶剑英不能离开北京。熊向晖建议叶剑英“称病不出”，可以避免出席政治局会议，但是目前形势多变，你坐镇北京，可以静观其变。
2月8日，叶剑英又约见熊向晖。叶剑英告诉熊向晖，已经按照他的建议，向毛泽东请了病假，从此“称病不出”（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后的重要会议，叶剑英就“出”来了）。
4月2日晚，叶剑英约见熊向晖，谈起当下的形势。叶剑英说，聂荣臻元帅以为，跟“四人帮”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熊向晖建议，现在该用毛泽东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不过，熊向晖一次次去见叶剑英，毕竟目标太大。叶剑英对熊向晖说，还是让侄子叶选基去他那里更加方便些。
于是，叶选基开始充当叶剑英与熊向晖之间的联络人。据叶选基告诉笔者(12)，他曾经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而熊向晖是副部长，原本就跟熊向晖熟悉，所以叶剑英让叶选基充当联络人。
在5月底，叶选基来到熊向晖家。由于华国锋在4月7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同时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所以这次熊向晖跟叶选基着重谈及华国锋。熊向晖说，根据他跟华国锋的接触，华国锋不是极左派，跟“四人帮”不是一伙人。
熊向晖从两件事向叶选基谈起对华国锋的印象。那是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来访，由熊向晖负责相关接待事务。
第一件事是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向华国锋汇报杨振宁来访的情况。熊向晖对华国锋说起来杨振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还送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满了，装不下。华国锋听到这里，说道：“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熊向晖从华国锋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听出华国锋并不热心“批邓”。
第二件事是4月17日晚，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杨振宁，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头至尾没有谈及“批邓”。
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善于从细微处判断人。他以为，在“四人帮”高调“批邓”的时候，华国锋如此跟“四人帮”不协调、不同调，足见华国锋跟“四人帮”并非一伙。
叶选基回来之后，向叶剑英汇报了熊向晖对华国锋的评价，引起叶剑英的关注。于是在6月7日晚，叶剑英让叶选基把熊向晖接来，详谈华国锋。
叶剑英如实地对熊向晖说，他跟华国锋只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有备而来。熊向晖给叶剑英带来两个文件：一个是4月17日华国锋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另一个是1975年9月26日当时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记录稿。熊向晖说，这两份材料表明了华国锋的政治态度，明显有别于“四人帮”。
熊向晖还讲了一个关于华国锋的故事：在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有一次华国锋和熊向晖结束了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一起往外走。华国锋叫住了熊向晖，问道：“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华国锋所说的“老罗”，指的是罗青长，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熊向晖的老战友。
熊向晖回答说：“他病了。”
华国锋问：“住在哪里？”
熊向晖说：“在阜外医院。”
华国锋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
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只能到阜外医院就医，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熊向晖向叶剑英讲述了感人的一幕——
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13)
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
由于熊向晖向叶剑英力荐华国锋，叶剑英也在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述了自己对华国锋的观察。
7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主席病况。考虑到会议重要，叶剑英接到通知之后去出席会议。
叶剑英说及，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剑英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剑英看到那天凌晨2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14)
正因为这样，7月28日下午，叶剑英通过叶选基来告诉熊向晖，叶剑英主动跟华国锋见了一次面，彼此谈得很融洽。
那天，叶剑英给华国锋打来电话，说是要去看望他。华国锋喜出望外，立即说：“叶帅，我去看你！”
叶剑英年长华国锋24岁——当时叶剑英79岁，而华国锋只有55岁，何况叶剑英正“托病请假”。正因为这样，华国锋坚持他去看望叶剑英。
可是叶剑英却坚持他去看望华国锋。叶剑英在电话中说华国锋工作忙，还是应当由他来看望。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华国锋只得说，有劳叶帅。
当时华国锋在东交民巷15号的住处，轿车无法进院。叶剑英的轿车到达时，华国锋已经早早在大门口等候了。当叶剑英的轿车到达之后，华国锋为他开车门，扶他下车，走进院子，走进家中。华国锋充分显示了对叶剑英的尊重。
叶剑英在华国锋家的客厅落座之后，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则回答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接着，叶剑英与华国锋首次进行深层次的谈话。叶剑英试着向华国锋提出两个重大的问题，而华国锋的答复使叶剑英感到满意。熊向晖之女熊蕾记述了叶剑英后来对熊向晖谈及的这次见面的情况，并加以解说：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接着，华国锋向叶剑英请教：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指熊向晖——引者注）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
——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15)
通过这次见面，叶剑英对华国锋投了信任票。
叶剑英称赞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
正因为叶剑英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去看望过华国锋，彼此建立了信任感，所以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的翌日，就通过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要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然而，在叶剑英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周密地加以研究。正因为这样，叶剑英没有当场答复李先念，也没有很快回答华国锋。
向来谨慎、缜密的叶剑英，在思索着。
其实，华国锋、汪东兴也在思索着。
汪东兴后来也曾经这样回忆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
另外，他们在谈及“四人帮”的时候，大都用代号：称江青为“三点水”，称张春桥为“眼镜”，称姚文元为“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称呼他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