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准备上台用的标准照（杜修贤 摄）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在10月2日，王洪文忽然急于拍摄“标准照”。
据1977年3月2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总共拍了114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53张，穿军装的16张，办公照片21张，室外单人相24张！
一口气拍了114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这位奉命为王洪文急拍标准照的摄影师，便是杜修贤。
二十多年之后，杜修贤作了如下真切的回忆：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我立即去钓鱼台那里一趟，也没详细交代是什么事情。反正我也习惯了几十年不分节假日的工作日程，别人安睡休息的时候或许正是我紧张工作的开始，别人工作的时候没准我缩在那呼噜声正浓哩。
我们的汽车离王洪文的住宅楼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就看见王洪文穿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地站在楼房外面。见我们的汽车开来，他朝着我们的方向迎了几步，我心里微微地波动了一下，他难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摄？因为这几天王洪文几次叫我为毛泽东遗体拍摄重要照片，我一听是他的电话就条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摄。
王洪文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带我大步往楼里走。走进楼里，他才站住对我说：“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噢……今天？”我一愣，“我没有做准备啊，没带灯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为然，“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我望望门外的天气，觉得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态度很坚决，俨然是摄影行家。
……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地要拍标准照，这能不叫我纳闷吗？再说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标准像也不太合适呀！我不由得好奇地问：“怎么这个时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声，隐秘的眼神飞快地望我一眼，头扭向一边，用似乎开玩笑的轻松语调说：“开追悼会用啊！”
“啊呀，追悼会用也太年轻了嘛。”我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回敬了一句，但是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话什么意思？多叫人胆寒！
王洪文带我走到二楼，他没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么急用，只是问我楼上的光线是不是比楼下好一些。我连测光表都没有带，大体目测了一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行，就点点头。
……
那天王洪文的标准照拍了好几种，先是穿中山装的，后又换上军装照了几张。
这次拍摄，我觉得我差不多被折腾得散架了。因为我拍摄从来不用三脚架，又没有带闪光灯，每张照片我必须按动四分之一秒的快门，才能保证彩色胶卷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秒，这几乎是快门档次里最慢的瞬间了，按快门时人的手是很难端得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只要有一丝摆，照片就虚了。等将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没知觉了。
王洪文一反常态急着要拍标准照的内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步披露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开追悼会用”道出了他篡党夺权而不惜破釜沉舟的决心。(17)
当摄影师杜修贤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18)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工总司”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
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10月7日举行。
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也就在10月2日王洪文忙于拍摄“标准照”的时候，这一天对于华国锋、叶剑英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下午3时左右，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船坞一栋汪东兴家。叶剑英已经从政治局的多次会议上，看出汪东兴鲜明地站在“四人帮”的对立面，何况叶剑英对汪东兴早在延安就认识，有着多年的了解。
汪东兴曾经再三向叶剑英表示，应当是由他去看望叶帅，但是叶剑英说，还是中南海南船坞这个地方比较隐蔽，他去汪东兴那里比较好。
叶剑英非常细心，他叮嘱警卫参谋马锡金，到中南海汪东兴家，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比如从中南海西门进，出去时就要走中南海东门。
叶剑英与汪东兴商议扫除“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据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叶帅对汪东兴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帅坚定地说：“对！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19)
紧接着，叶剑英又看望了华国锋，告诉他重要动向——汪东兴支持粉碎“四人帮”，希望华国锋能够尽快联合汪东兴，解决“四人帮”。
据武健华后来回忆：
送走叶帅之后，汪东兴召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我来到南楼办公室，指示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我们在汪东兴的办公室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时，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这个方案设想，在中南海怀仁堂采取行动拘押“四人帮”，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就地“保护审查”。(20)
当天晚上，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国锋要求汪东兴尽快制定解决“四人帮”的行动计划。
也就是说，在10月2日这天，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这“金三角”。这个“金三角”的形成，意味着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了。
在10月2日这天，华国锋还来到吴德住处。吴德与华国锋同住东交民巷，来往很方便。吴德提出在解决“四人帮”时，应同时解决“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如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委托吴德、吴忠这“两吴”对“四人帮”在北京市的爪牙采取行动。
这样，华国锋手中有了两支至关重要的可靠的力量：汪东兴掌控的中央警卫团，吴忠掌控的北京卫戍区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