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
这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在诸多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道、回忆文章中，都回避、“屏蔽”李鑫的名字。李鑫曾任康生秘书，后来又犯了错误，但是笔者认为不应抹杀李鑫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李鑫给华国锋送来当天的《光明日报》，是因为在9月29日下午，华国锋曾经约李鑫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李鑫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正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马上赶来向华国锋报告报纸舆论重要动向。
华国锋一看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21)，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此前，在10月2日，华国锋已在批语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10月3日，姚文元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讲到姚文元与他密谈的情况：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屏（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但是10月4日《光明日报》那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在10月4日清早，李鑫还向华国锋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原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22)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异常动向。
“四人帮”不光是从东北调动部队向北京进军，而且“四人帮”的“基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21年前——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10月4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10月2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对于华国锋来说，10月4日是活动频繁的一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天。
由于李鑫报告了“四人帮”的重要动向，华国锋意识到必须先下手为强。
那天下午，华国锋约了吴德商议行动计划。下午5时，吴德刚从华国锋那里回家，又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要他马上再来一趟。吴德随即赶去，原来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
汪东兴说，叶剑英接到华国锋的电话之后，在下午又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进一步商量了拘捕“四人帮”的方案。
汪东兴提出，动用8341部队解决问题。叶剑英向汪东兴详细询问了8341部队的情况，完全赞同依靠这支部队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谈了具体行动方案之后，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汪东兴随即来到华国锋家，转达了叶剑英的意见之后，与华国锋、吴德细细商讨。这样，10月6日晚上动用8341部队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正因为这样，后来汪东兴回忆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当天深夜，华国锋又悄然来到汪东兴家，密商10月6日行动方案的种种细节，谈了四小时之久。他们甚至连拘捕“四人帮”之后关押的地点都商量好了。通常，在北京关押重要犯人之处是秦城监狱，但是且不说秦城监狱远在昌平，而且在拘捕“四人帮”之后押往那里，那里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必须就近在北京城内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关押场所。华国锋和汪东兴不约而同地认为北京一处地下工程是最合适的关押“四人帮”的场所……
汪东兴说，10月4日上午，他已经让武健华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他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也就是说，在10月4日，连关押“四人帮”的地方都准备好了，足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计划之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