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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事态严重化

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

这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在诸多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道、回忆文章中,都回避、“屏蔽”李鑫的名字。李鑫曾任康生秘书,后来又犯了错误,但是笔者认为不应抹杀李鑫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

李鑫给华国锋送来当天的《光明日报》,是因为在9月29日下午,华国锋曾经约李鑫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李鑫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正是根据华国锋的指示,马上赶来向华国锋报告报纸舆论重要动向。

华国锋一看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21),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此前,在10月2日,华国锋已在批语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10月3日,姚文元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

1980年11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讲到姚文元与他密谈的情况:

10月3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屏(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但是10月4日《光明日报》那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在10月4日清早,李鑫还向华国锋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原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22)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异常动向。

“四人帮”不光是从东北调动部队向北京进军,而且“四人帮”的“基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21年前——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10月4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10月2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对于华国锋来说,10月4日是活动频繁的一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天。

由于李鑫报告了“四人帮”的重要动向,华国锋意识到必须先下手为强。

那天下午,华国锋约了吴德商议行动计划。下午5时,吴德刚从华国锋那里回家,又接到华国锋的电话,要他马上再来一趟。吴德随即赶去,原来是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家。

汪东兴说,叶剑英接到华国锋的电话之后,在下午又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进一步商量了拘捕“四人帮”的方案。

汪东兴提出,动用8341部队解决问题。叶剑英向汪东兴详细询问了8341部队的情况,完全赞同依靠这支部队来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谈了具体行动方案之后,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汪东兴随即来到华国锋家,转达了叶剑英的意见之后,与华国锋、吴德细细商讨。这样,10月6日晚上动用8341部队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方案浮出水面。

正因为这样,后来汪东兴回忆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是10月4号下午决定的”。

当天深夜,华国锋又悄然来到汪东兴家,密商10月6日行动方案的种种细节,谈了四小时之久。他们甚至连拘捕“四人帮”之后关押的地点都商量好了。通常,在北京关押重要犯人之处是秦城监狱,但是且不说秦城监狱远在昌平,而且在拘捕“四人帮”之后押往那里,那里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必须就近在北京城内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关押场所。华国锋和汪东兴不约而同地认为北京一处地下工程是最合适的关押“四人帮”的场所……

汪东兴说,10月4日上午,他已经让武健华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他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也就是说,在10月4日,连关押“四人帮”的地方都准备好了,足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计划之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