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春桥、王洪文被捕之后，最后一个在怀仁堂落网的是姚文元。
为了拘捕姚文元，事先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通知姚文元来怀仁堂开会，现场解决；二是姚文元如果不来怀仁堂，就让北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带领行动小组去他的住地解决。姚文元当时住在北京西城区按院胡同，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某部担负。
在两套方案中，力争用第一套方案，因为在怀仁堂解决比较方便。考虑到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所以汪东兴在起草会议通知时，特地加了一句：“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由于不知道姚文元是否会到怀仁堂出席会议，所以解决姚文元的小组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待命(34)，做好两手准备。
很多人以为，姚文元是与张春桥、王洪文同时收到汪东兴奉华国锋之命发出的关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只不过姚文元的身份是列席会议。
然而，武健华回忆，那是在10月6日晚上拘捕了张春桥、王洪文、江青之后，才由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通知他马上来怀仁堂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研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姚文元接了电话，当即说：“好的，我马上就到。”
这是姚文元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有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相。
问：去照相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相？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相。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相。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相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获知姚文元离家的消息，隐蔽在中南海交通科南面流水音小桥处的第四行动小组的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立即驾车到达怀仁堂东厅埋伏。吴忠司令员则回北京卫戍区。
当姚文元在晚上8时25分来到怀仁堂时，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但是姚文元全然不知。
姚文元一下车，第四行动小组的康海群就跟随姚文元进了怀仁堂，而滕和松则在怀仁堂里示意他到东休息室。姚文元一进东厅的门，埋伏在门的两侧的张云生和高风利立即上前把姚文元的双臂扭起，下压双肩，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武健华面前。
比起张春桥、王洪文来，姚文元的“待遇”差了些，不是由华国锋亲自向他们宣读隔离审查的命令，而是由武健华代为宣读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是因为在解决了张春桥、王洪文之后，华国锋对叶剑英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剑英说：“免了吧。”于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定，此事由在场的武健华来代为宣布华国锋手令。
华国锋的手令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
姚文元一听，大声喊道：“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武健华置之不理，很干脆地说：“押走！”
第四行动小组员架着姚文元朝东厅的北门走去，姚文元依然大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你们为邓小平翻案！”
姚文元还喊他的秘书兼警卫：“小朱快来呀！”
第四行动小组的高风利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进姚文元的嘴巴，这位“舆论总管”才没了声音。这时是1976年10月6日晚8时30分。
出了怀仁堂之后，姚文元同样被押上一辆红旗牌轿车，驶向那个地下室，隔离起来。
汪东兴是这样说起抓姚文元的过程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10月4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10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10月8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他成了阶下囚。
据武健华回忆，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从7点55分抓捕张春桥，到8点30分。拘捕姚文元，前后只用了35分钟，就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中的三个。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代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哪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10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20名战士，10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10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此同时，第三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