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诸多报道宣称，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过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41)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邓小平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42)
处于软禁之中的邓小平，究竟是怎样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的呢？2012年10月9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了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
叶选基说，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那是叶剑英的警卫长马锡金奉叶剑英之命打电话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他。
吕彤岩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那是当时担任铁道兵政委的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吕正操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
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在一起（钱嗣杰 摄）
当天下午3时，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由于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他们担心邓家电话受到监听，于是吕彤岩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值得提到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叶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叶选基与吕彤岩两人当面对质，各持己见。考虑到叶选基通常对自己经历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叶选基的回忆。）
叶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跟邓榕所住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还为邓榕介绍对象，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她成了邓榕的“媒人”。正因为这样，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如同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所记(43)：
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部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的烟火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面，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这样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关于拘捕“四人帮”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44)
走笔至此，还要提一下，我在北京还采访了万里委员长的长子万伯翱、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45)，得知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另一幕——
叶选基在10月7日早上7时多，赶往北京翠家湾王震家。王震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驱车前往陈云家报告，他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作为邓小平的两员“黑干将”的胡耀邦和万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万里便以患脉管炎为由，住进北京医院。当王军告诉他们特大喜讯，非常兴奋的胡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当时，乔冠华也在那里住院，就住在万里病房对门。万里与乔冠华是老相识，但万里那时候是“批判对象”，不便去看望乔冠华，而乔冠华居然一次也未曾去拜访咫尺之内的万里。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之后，乔冠华的病房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谢绝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