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16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3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3时15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江青被法警带进审判庭（孟昭瑞 摄）
据副庭长伍修权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1)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198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江青。（新华社记者刘少山 摄）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
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嘁嘁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1980年11月20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11月26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12月3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12月5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12月9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12月12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12月23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12月24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12月29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1981年1月25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过程中，对“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如下：
被告人出示证据（件）出庭证人（名）合计江青8616102张春桥59564姚文元35439王洪文3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