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春桥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张春桥概况
日期被告人庭审主要内容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1980年11月27日张春桥“长沙告状”；诬陷朱德、陈毅；提出“改朝换代”；指使、煽动“打倒刘少奇”。1980年12月4日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从事特务活动；制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1980年12月13日张春桥张春桥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王洪文倒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姚文元胸前依然别着一支钢笔，金鱼眼睛仍朝着天花板，一般尚能认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播两。
唯有张春桥胡子拉碴，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他松弛了的眼睑低垂，一双眼睛更显得成了三角形。
张春桥在审判中实行“三不主义”：面对提问，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
王芳是张春桥预审组组长，他回忆说：
对张春桥的提审，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条和第六十四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1980年11月10日，司法人员向张春桥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副本。（新华社记者齐铁砚 摄）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期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一句以外，即不吭声。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从6月2日到9月中旬结束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一共进行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香港黄河浪先生当时为审判台上的张春桥，写了一首诗，颇为传神：
当年舌尖分叉，喷吐谎言的瀑布，每一星唾沫，都是杀人的蛇毒；而今哑口无言，滔滔雄辩已冰封，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为张春桥“而今哑口无言”，问他不答，所以审讯张春桥比审讯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法庭上的张春桥（孟昭瑞 摄）
1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透露了张春桥的情况——
美联社记者问：“四人帮”近况如何？他们在监狱里能否读书看报？
阮崇武答：“四人帮”在服刑。在监狱里可以看书、看报、看电视。我们对他们照顾得不错，比他们当初对我们要好得多。
问：每月给他们多少钱？
答：犯人不给钱。每月有生活费。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错。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我国记者能否去采访他们？
答：我估计外国人去采访的希望不大。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一点老年病。
1988年1月15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83年72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74岁，张春桥现年71岁。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