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帮”宣读起诉书。1980年11月24日姚文元“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1980年12月8日姚文元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1980年12月10日姚文元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1980年12月19日姚文元法庭辩论。1981年1月25日“四人帮”法庭宣判。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待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45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65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微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2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的遗产？
姚文元被押上法庭（孟昭瑞 摄）
姚文元在法庭上（孟昭瑞 摄）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100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30元存款。
30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在狱中的时候——1985年，虽然他的父亲姚蓬子已经在1969年因癌症去世，但是他在上海林村的房子的产权，曾经打过一场官司。那里原是哈同花园，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当年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商。解放前，姚蓬子以及李斯棣向哈同公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按照与哈同公司签订的合同，到1954年12月31日，房子应归哈同公司所有。姚蓬子、李斯棣等认为原合同不合理。经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合同“不符合当时处理外侨不动产政策，应认为无效”。但是所建房屋，应归国家所有。因此姚蓬子、李斯棣等必须向国家缴纳房租。
李斯棣等人借“文革”之机拒付租金，进而在1981年提出房屋产权应当归属他们。
为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7月2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83）沪高民字第49号《关于李斯棣等人为房屋产权申诉请予批复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4月3日作出批复：
经研究认为：上海市人民法院1950年度民字28205号判决，虽然认定双方订立租地建房期满移转房屋无效，但并未将该地建房判归姚、李等人所有。1958年上海市房地局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该房产的实际情况，宣布归国家所有。这是在28205号判决后，根据国家不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土地所有权的政策决定的，与28205号判决的内容并不抵触。因此，李斯棣等人以28205号判决主张产权的申诉无理，应通知驳回。
这样，李斯棣、姚蓬子等提出的房屋产权应当归属他们的要求以败诉告终。
姚文元在监狱里，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18)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1日中所写的“精辟之言”：“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20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关于姚文元，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3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陈伯达最后的照片（叶永烈摄于陈伯达去世前七天）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