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王牌双封面”版《火焰的俘虏》和《托伦之塔》的两个封面。封面画作者是埃德·艾姆许维勒。王牌图书公司荣誉出品。
1964年，随着22岁生日日益临近，塞缪尔·德拉尼意识到，尽管从19岁起至今已经创作并出版了5部长篇科幻小说，但他从未有过成为科幻作家的念头。可不知怎地，他已经是个科幻作家了。在过去的4年间，他目的明确地又创作了4部野心勃勃的科幻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微妙而又聪明地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的一段变革时期的现状。因为科幻小说设定的背景都是一个想象中的未来，所以在写作时总是能够反映当时当地的情形。到1968年，德拉尼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幻作家。“在当时，针对这一头衔的竞争十分激烈”。的确如此，阿瑟·克拉克、菲利普·迪克、厄休拉·勒古恩，还有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还有很多其他作家，都处在各自的创作高峰期。
就是在那个时刻，德拉尼在远离科幻创作的同时，又极大地拓展了科幻写作的可能性，他花了7年时间，于1975年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小说《达尔格伦》（Dhalgren），这是一部长达879页的后现代大部头作品。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想象中的美国中西部城市，名叫贝娄娜，在一场扑朔迷离的灾难之后，那里的居民全都搬走了，电视、广播和电话信号都无法接入。《达尔格伦》最终的销售量超过了百万册，其读者也不是普通的科幻读者。然而，科幻圈内部对这本书的评价经常是负面的，而且有些还表现出深深的敌意。
在这之后的1976年，德拉尼又完成了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特莱顿》（Triton），1984年完成了让人迷惑的两卷太空歌剧中的其中一卷《我口袋里如沙粒般的群星》（My Pocket Like Grains Of Sand）。在此后，德拉尼的创作越来越专注于文学批判性作品和小众的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他本人则靠着在多所大学英语系任职来维持生计。不过，德拉尼给科幻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举个例子，1984年，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的第一句话就有意识地重述了德拉尼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巴比伦17号》（Babel-17）：“这是一座贫穷的城市。这里的浓烟锈蚀着天空，将军心想，港口上方的天空仿佛彩色电视机被调到了一个没有信号的频道。”（《神经漫游者》姚向辉译本的开篇第一句是：“港口上空的天色犹如空白电视屏幕。”）德拉尼的开篇如此，非常适合一本工业纪元的小说，而《神经漫游者》则是数字时代的先行者。同样，对赛博朋克的核心前提——人与机器的交互关系，德拉尼在其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创作的小说《新星》（Nova）中也有清晰的描绘。威廉·吉布森曾经声称：“德拉尼21岁时写的书，也是我十五岁时最喜欢的书。”他的《神经漫游者》起初叫作《终止》，这是《新星》一书里用到的一个词组。
2013年，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终于授予德拉尼“大师”的称号。今年77岁的德拉尼于2015年从教学岗位退休。如果他对近年来的写作比四五十年创作的科幻作品更有感情，那一点儿也不让人吃惊。实际上，当别人问起他的科幻作品时，他的态度算是相当友善了。不过，人们还是会察觉到，他有时候真希望别人不要再问了，于是我们也因为重新挑起这个话题而感到一丝惭愧。
我们曾问过德拉尼：“你刚开始写作时说过‘科幻小说，或者说这个世界本身，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这话是对谁说的？”
“我刚开始写作《艾普特的宝石》（The Jeweles of Aptor）和《高塔坍塌》（The Fall of the Tower）时，”德拉尼告诉我们，“对创造一个不同于真实世界的世界根本没有兴趣。说我对如何在每本书里创造出我的世界感兴趣，这话就好像世界观真是一回事儿似的。只不过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写进《艾普特的宝石》和《高塔坍塌》里，去强调它与真实世界的相似性罢了。”
实际上，《艾普特的宝石》这部德拉尼于1962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起初只不过是他写来取悦他的新婚妻子玛丽琳·哈克（Marilyn Hacker）的。哈克是他从布朗克斯科技中学时起的好友，后来成为一位获得过“国家图书奖”的诗人。由于早在“拉夫英诉维吉尼亚州案”（拉夫英诉维吉尼亚州案是美国民权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1967年，有色人种妇女米尔德雷德·拉夫英和白人男子理查德·拉夫英因在弗吉尼亚州结婚而被判入狱一年。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有分歧的判决，认为该州相关法律违宪）之前的日子里，纽约州仍旧有反对跨种族结合的法律，德拉尼（不仅是有色人种，还是同性恋）和哈克前往底特律（这里没有那些法律）结婚，然后返回纽约州。哈克被王牌图书公司（美国一家出版科幻奇幻类图书的专业出版公司。后文提到的“王牌双封面”（Ace Double）是这家王牌图书公司独创的双封面的图书装订形式）聘为助理编辑。因为哈克当时经常回家抱怨自己工作时看的烂稿子，于是德拉尼开始动手写一本长篇小说来逗她开心；又因为王牌图书公司是一家以科幻小说为主的类型文学出版商，所以这本小说成了一本科幻小说。德拉尼完稿后，哈克把书稿交给王牌图书公司的主编唐纳德·沃尔海姆，告诉他这是从一堆烂稿子里挑出来的。沃尔海姆很喜欢它——即便是在知晓这部书稿是哈克丈夫的作品之后，并且把它买了下来，于是德拉尼顺理成章地决定再写一部科幻小说，而这部小说就成了《高塔坍塌》三部曲。
这就是德拉尼无意中变成科幻作家的过程。我们问德拉尼，他是如何发展出这种精雕细琢的写作风格，并最终创作出诸如《新星》这样的小说的？
“因为我有阅读障碍，”他解释说，“我不得不一遍遍重新打字，返工重写，然后再重新写，就为了纠正基本的写字技能。”德拉尼经常在最初的草稿中不断查找漏字、拼写错误和语序错误，其此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在这里采用一种对偶修辞，又在那里写出清晰明了的平行结构的句子。“于是这些句子变得……用你的话讲，精雕细琢了。”
不过，如此耗费精力的努力必然需要相应的代价。1964年，德拉尼患上了精神崩溃，不断产生幻觉，并且住进了医院。我们很好奇，如此毫无节制地耗费精力究竟是否值得。
毫无疑问，是值得的。德拉尼的早期作品不仅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而且这些作品似乎在向世人宣告，曾经有一位作家从各个方向上对科幻这一类文学进行了大范围的开拓。如今德拉尼评论说，《高塔坍塌》三部曲在政治上“乏善可陈”。2018年的读者很可能会被这两件事情震撼。第一件是，德拉尼从一开始就在努力采用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写作策略：通过讲述最顶层和最底层的角色——贵族、技术专家、中产阶级以及最贫穷和最边缘的人物的种种经历，对他所构想的未来城邦展开全方位的刻画描写。另一件是，有一条核心的矛盾线索贯穿他的小说，着重刻画了某个政府对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仇敌展开压制，通过发明敌人来维持社会控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有越南战争，内有诸如种族隔离等国内冲突，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些感受相当明显。与此同时，年轻的德拉尼用精湛的笔法把这一切都写了下来，直到2018年，它仍然能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产生回响。
讽刺的是，德拉尼在高中时得过两次全国写作奖，于是获得了面包切片作者大会的会员资格（面包切片作者大会（Bread Loaf Writer's Conference）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作者大会，始于1926年）。1960年的文体划分会毫无疑问地告诉他，将所有能量倾注在创作被普遍看作垃圾的某种文体的书上，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尤其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是王牌图书公司。在当下的21世纪，随着大众平装本图书逐渐成为历史，或许有必要解释一下，王牌图书公司一度出过哪些书，这些书又是什么样的。特里·卡尔是1964—1971年唐纳德·沃尔海姆的主要助手，他们会把两篇文章装订成所谓的“王牌双封面”的单卷本形式，其中的一篇文章相对另一篇文章掉转了一百八十度。这种平装本没有封底，而是在一个书籍上标出两个书名，并且有两个封面。而且如果这本书成了“王牌双封面”，那它就有两个封面，其中之一很可能是恐怖的埃德·艾姆许维勒（Ed Emshwiller）画的。
德拉尼之所以会住院，是因为他之前一直以这样的形式大量出书，他最早的七部小说中有六部最开始都以“王牌双封面”中的半本形式面市，但从王牌图书公司那里得到的酬劳却相对很少。尽管书稿的质量很糟糕，但王牌图书公司雇用了一批极具头脑的编辑，并且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科幻作家的主要依靠。在菲利普·迪克的约40本小说中，由他们出版的作品比其他任何出版商的都多。同样地，王牌图书公司还会推出新秀，不仅出版过德拉尼的早期作品，还出过厄休拉·勒古恩的早期作品，包括《黑暗的左手》（The Lefe Hand of Darkness）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还有金·斯坦利·罗宾森等的作品。
我们问德拉尼他刚开始写作时，有哪些作家让他相信科幻小说可以在保证文学性的同时，还能紧紧抓住当下的潮流？
“在科幻领域，最初影响我的人有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我想还有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mlein）。”德拉尼说，“然后是让我最有共鸣的同时代作家——早期的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ger）、乔安娜·鲁斯（Joanna Russ），还有托马斯·迪奇（Thomas Disch）。”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德拉尼的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更有进步。在出版《巴比伦17号》和《爱因斯坦交叉点》时，王牌图书公司采用了正常的单行本小说装订形式，这两本书也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星云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读过德拉尼的纯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我们推荐他们先从《新星》读起，还有他在同时期创作的短篇故事，收录在《好的，蛾摩拉》（Aye，and Gomarrah）。德拉尼带着《新星》转投“双日”图书公司，这是一家值得尊敬的主流出版商。他第一次出版了精装书，并且将大量小说写作手法引入科幻文学，巧妙地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推想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的作者）、圣杯和塔罗牌的典故相融合，同时用种族混血的角色不经意地挑战着当时美国普遍流行的偏见。
也许《新星》最初的理念是，人类或许可以与机器相融合，从而摆脱工业化流水线上让人麻木的重复劳动。因此，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驾驶飞船的方式是把自己接入计算机，从而让自己实际上成为赛博格，通过活动肌肉来控制星际飞船巨大的副翼。矿物也用同样直接的方式开采出来：工人用一只脚把原材料踢进工厂，用他的双手来搬动和组装产品，再用另一只脚把完成的产品踢出去。不仅如此，这些技能还可以转移，工人在不同工种之间可以轻易变换。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提醒德拉尼，有些工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机器–人类共生的水平，不过，他们似乎变得比以往更麻木了。他是不是低估了工人拥有生产工具的重要性？
德拉尼的回答简明扼要，他说：“也许吧。”
在第一次赢得星云奖三个月后，也就是“双日”图书公司买下《新星》五个月后，德拉尼把这部小说交给了约翰·坎贝尔，希望进行连载。在1937年坎贝尔成为《惊奇》和《类似体》杂志的编辑之前，美国科幻小说还只是一种低级的地摊文学，在让美国科幻小说摆脱这一地位的过程中，坎贝尔产生过无与伦比的影响。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坎贝尔和科幻杂志的瞩目形象都已经暗淡了。可是尽管如此，一本科幻小说最有利可图的发展套路仍然是先在杂志上连载，因为科幻杂志的发行量仍然很高，尤其是，如果杂志由康泰纳仕（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旗下众多出版物中，包括《纽约客》《名利场》《诱惑》《时尚》《GQ》《现代新娘》等知名杂志）发行，《类似体》就是如此，足以支付对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版税税率，比杂志低的是精装书，更低的是大众市场平装书。如果走这个途径，一个科幻作家一年写一本小说，或者每两年写三本——就像德拉尼当时那样，这个作家就能把年收入提高到一个虽然比较低，但是足够生活的五位数水平。
这就是德拉尼曾经想象自己会走上的专业之路。然而，坎贝尔拒绝了《新星》。他告诉德拉尼的经纪人说，他喜欢这部小说，但觉得他的读者群可能不会对一个有色人种主角产生共鸣。考虑到坎贝尔已经连载过三本白人作家创作、讲述有色人种主角给未来非洲上彼此交战的部落带来秩序的小说，他的这套说辞显然非常虚假。坎贝尔的言下之意是，科幻小说可以以有色人种为故事主角，但不能由有色人种来创作。这显然表达得非常清楚。
在科幻圈子里，德拉尼与之斗争的、让人恶心的人物不光是坎贝尔一个人。有个科幻小说评论家称德拉尼是“快乐的黑鬼”，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人总是注意到他是个黑人，虽然未必都是恶意，但不论怎样都很让人不悦。
德拉尼认定，他曾经幻想走上的那条专业道路，或许根本走不通。这样一来，他就索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当时就知道，我将来要写的东西，会更有争议性。”
回头来看，这番话听起来相当冷静。可是整整六个月里，德拉尼都没有写作，反而重新玩起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玩过的民谣乐来，机缘巧合，他还在格林威治村和鲍勃·迪伦同台演出过，作为迪伦的暖场节目。然后，一旦他重新开始写作，那就不再是从前那种科幻小说了。时隔半个世纪，我们旁敲侧击地问德拉尼愿不愿意谈一谈，坎贝尔的种族主义言论影响了他的生计，他当时是什么感受？
“正是因为你所说的这个原因，也许我没办法谈论这件事，”他回答，“我并不是，也从来都不曾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我父亲是，而我一直在努力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至于说音乐创作，那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生活的一部分。“我小时候什么都想做，创作音乐，当演员、作家、科学家和精神病专家。我倾心艺术，艺术也相对更能接受同性恋。”
德拉尼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创作了《达尔格伦》。这是他最长、最具实验性的小说，却绝对不是不能盈利的作品。这本书于1975年出版，成为他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并且让他能够（反正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做到仅凭写作就足够应付开销，或者说基本上能够做到。他是如何解释这本书的长久成功的呢？
“我压根儿没想过《达尔格伦》会出版，更别说会成为我最受欢迎的书。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也十分离奇，尽管我的基本态度是，永远不要拒绝别人的好意。”
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一切大部头实验性质的小说看作是一道错综复杂、需要破解的智力谜题。这就意味着，这么多年来，《达尔格伦》已经为期刊文章和诸如标题为“后现代新小说与科幻的集大成者：遭遇塞缪尔·德拉尼的技术乌托邦”的论文提供了无数养分。无意冒犯，但是我们得说，这样的解读都可谓是离题万里。《达尔格伦》并不是一道等待解开的谜题，而是一场等待体验的旅行。这本书的读者超过百万，销量超过了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以及过去七十年来所有著名的难以理解的大部头美国小说。所以，尽管在数量巨大的读者当中受到诚挚欢迎并不能担保本书的价值，但这其中一定有些特别之处。如果读者放弃对寻常的线性叙事的期待，在书里面随波逐流，就好比大卫·林奇的观众早就学会在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里随波逐流一样——那么德拉尼的大部头小说也许真的是这位读者的菜。
《达尔格伦》成为畅销书后，德拉尼当时的出版商矮脚鸡出版社（矮脚鸡出版社（Bantam Books）是一家美国出版社，成立于1945年。起初是一家大众书出版商，大部分产品都是重做的精装书，也有一些原创的平装本图书）急切地想要再和他签两本书的合同，决心给他畅销作家级别的优待，并且，一旦他交出下一本小说，就给它的精装版安排畅销书级别的付印优先级。作为回报，德拉尼东拼西凑出一些东西，让矮脚鸡出版社的销售人员十分轻松地卖给书店和批发商。《特莱顿》讲述的是，2012年，海王星某颗卫星上的一处殖民地里的故事，是一本典型的科幻小说。
不过，这本书还是为科幻文学做出了一些独一无二的贡献。这是一本社会风俗小说。故事主角起初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体面人，生活在一个很可能是反乌托邦的社会中。可是随着故事的推进，小说中所呈现出的22世纪极端自由主义文化开始看起来比我们自己的世界美好得多了。与此同时，那个“普通人”主角（天真的读者们会以为他就是主角）的行为和话语表明，他患有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一点与他那跟22世纪格格不入的男性气质一道，摧毁了所有市民同胞的宽容。
《特莱顿》在1976年面世，时间比电影《星球大战》早了一年。这本书让出版商们注意到一个巨大的潜在读者群，他们喜欢的东西虽然触碰到了科幻文学的集体无意识，但是并不涉及更高层次的脑力活动，于是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一起认为科幻文学会大灭绝的事件。在《星球大战》上映之前的日子里，科幻作家们严肃地思考着“拥有真正变性技术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类主题。德拉尼那本小说的全名是《特莱顿上的麻烦：难以言明的异托邦》，其中的“异托邦”（heterotopia）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词汇，有很多种意思，其中之一正如它的词源学含义：正如乌托邦（utopia）是一个一切都很美好的地方，而反乌托邦（dystopia）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异托邦是一个所有东西都异乎寻常的地方。但作为医学术语，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手术摘除身体的某个部件，将它移植到另一个身体的相应位置上。变性手术就是“异托邦”（至少，当下这种原始的变形技术就是如此），而在《特莱顿》的结尾，小说中的自恋狂主角通过变性成了真正的女人，与他相比，他遇到的所有女人都因为不算是女人而让他大失所望。
这本书顶多算是一本非常聪明的习作，但其生动的笔法为此书增色不少。不幸的是，《特莱顿》尽管获得了比德拉尼在王牌图书公司出的书还要大的商业成功，但是与《达尔格伦》的销量相比仍然差距甚大，它的销量也配不上矮脚鸡出版社为之提供的优待和付印优先级。既然德拉尼的合同仍然要求他为公司再写一本书，他再次决定给销售人员一点容易打开市场的东西。在后“星战”市场上，他没有写科幻，而是写了一部关于“剑与魔法”的小说——《重返无永地》（1979）。
《重返无永地》和紧接着出版的续作分别售出了十万多本，这个数字相当可观。然而，该系列的第三部《飞离无永地》（1984）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故事——《瘟疫与狂欢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无永地上爆发了一场致命的性传播流行病，这种病尤其容易在同性恋当中传染。在史前时代，无永地里的一幕幕与艾滋病刚流行时的纽约混杂在一起。这篇故事是美国主流出版社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艾滋病的小说。我们问德拉尼，这篇小说真的是在纪念他邂逅过的那些真正的流浪汉、性工作者和瘾君子吗？
“是的。”他确认道。
作品不能发表可不是好事。由于德拉尼这时正在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当时美国最大的图书连锁店道尔顿书业通知矮脚鸡出版社，公司绝不会再宣传他的任何一本书。矮脚鸡出版社看都没看，就把“永无地”最后一卷的手稿退给德拉尼的经纪人，于是德拉尼回过头来继续写文学类的科幻作品——太空歌剧，就是类似于“星球大战”的那种小说，并于1986年完成了《我口袋里如沙粒般的群星》。也许他当时正在尝试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作者，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不容辩驳的是，这本书写得半心半意的：直到《我口袋里如沙粒般的群星》最后一页，故事也才进展到一半，因为这本书原计划是一部两卷本小说的上卷，但德拉尼一直没能完成这部小说。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彻底放弃在商业出版方面继续撞南墙了。
德拉尼也不再写科幻小说了。他的另一部小说《疯人》于1994年由一家独立出版商推出，主角名叫约翰·马尔，20世纪80年代，一位哲学系的同性恋学生，正在准备一篇有关蒂莫西·海斯勒的论文。海斯勒是一位哲学家，十多年前在一家同性恋酒吧外面被人捅死。随着小说故事的发展，马尔和海斯勒一样，越来越多地与流浪汉们发生性关系，并且因此开始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换句话讲，我们开玩笑说：“这算是一本大学校园题材的小说，对吧？”“对的，”德拉尼同意道，“这是一部推理小说，里面有很多同性恋性爱描写。”德拉尼补充道，“《疯人》最初的灵感来源于语言哲学家理查德·蒙塔古在洛杉矶一家同性恋酒吧外面遇害一事。”这本书也是一本“异托邦”奇幻小说。
德拉尼的“异托邦”小说除了《疯人》，还包括《春分》（1973）《肉猪》（1995）和《穿越蜘蛛巢穴的峡谷》（2012）。他对待这些“异托邦”小说的态度似乎与他对待他所写过的科幻小说、社会批判小说以及有关“剑与魔法”的小说一样严肃。真是这样吗？
“一点儿没错。”德拉尼回答说，“我是一位作者，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写作。我们通过阅读可以了解到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套路。当我们尝试写作这一文体时，就已经吸收了这些套路，然后只要进我们所能地去写就好了。”至于说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书，他解释道：“简单的回答是，《肉猪》和《瘟疫与狂欢节的故事》的灵感分别来自石墙反抗事件（石墙反抗事件（Stonewall rebellion）又被称作“石墙暴动”“石墙起义”，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在美国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的一连串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直接起因是警察前去逮捕同性恋者。石墙暴动常被认定是美国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实例，也被认为是美国乃至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端的关键事件）和艾滋病的出现。”
这一切又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拉尼无法以同性恋非裔美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直接呈现他的经历，于是他借由科幻小说的棱镜，充分探索这一文体给他的一切行文构思的可能性，来审视这一主题。在他早年的创作中，德拉尼在谈论涉及性别与种族的议题时，举例来说，《巴比伦17号》里的小三口（三个人组成的群婚形式），还有《爱因斯坦交叉点》里的三种性别，都会打着科幻小说的幌子。
而现在，2018年，和当年不同，这个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可结果是，尽管他或许还有很多话想说，但与当年他只得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委婉表达自己的理念相比，他如今的作品反倒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德拉尼的创作受益于他曾经深恶痛绝的禁锢，而如今，虽然他更加幸福了，我们却变得越发地贫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