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圣诞节，米拉回新泽西老家看望父母，却丝毫不快乐。沃德夫妇上了年纪，处处表现得体。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没有穿着睡衣吃过早餐，他们的孩子也没有过，直到米拉上个圣诞节回去。她不仅穿着睡衣下来了，而且在那里坐了一两个小时。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沃德先生吃饭时也不忘穿衬衫和外套、打领带，就连周末一整天在院子里锄草时也不例外。沃德太太也每次都穿着得体的裙子，戴着首饰。他们看见米拉穿着便裤、毛衫坐在餐桌边时，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可是，女儿已经三十九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年也才回来一次，再数落她显得不合礼数。于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可是他们坐在她身旁，感到很紧张，很不自在。
沃德家有固定的习惯。他们下午四点为晚餐更衣，五点喝茶。他们只喝一种茶——曼哈顿冰茶，所以不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喝其他的饮料。晚餐通常是一块羊排、两茶匙豌豆配马铃薯罐头，偶尔会有抹着浓蛋黄酱的生菜沙拉，或者烤鸡胸肉加两茶匙罐装青豆。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多一块烤牛排和煎土豆。甜点照例是两块蛋糕，一黑一白，其中一种沃德太太每周都会烤一批，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年。
他们的房子和食物如出一辙。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品质——却很单调，重在耐用，是以一种沃德夫妇所谓的“高品位”的眼光挑选的，他们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嗤之以鼻。已经褪了色的棕色威尔顿机织绒地毯比浅褐色墙纸的颜色还要深，粗花呢椅套已经用了十八年。他们话里有话地说，他们的家具之所以保养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不抽烟。米拉在家的时候，他们常故意当着她面把窗户打开。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米拉。而是因为她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家非常干净、安静、整洁，她每次来，他们都得痛苦地忍受她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当然，她确实很小心了，这点他们得承认。晚上，她会自己倒烟灰缸，自己拿白兰地和杜松子酒，自己洗杯子。可是，她走后好几天，原来散发着柠檬味的客厅里仍残留着烟味。每天早上，厨房里都有一股酒精的味道。她的牙刷、梳子和刷子胡乱堆放在洗脸架上，有时水池里还落满她的头发。他们并没有抱怨。可她感觉到了他们的难处，他们很难接受在他们看来的那种脏乱的生活，她侵犯了他们那单一的生活方式。
可她还想更进一步地侵犯——她想和他们聊天。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严格地遵守着对话原则。他们家有各种层次的礼节。沃德太太的朋友们可能在某个下午过来喝咖啡，低声告诉她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沃德先生可能去五金店见某个人，听他讲一个可怕的故事。他们还会在床头私下交流这些吓人的信息。有时候，有夫妇来访，当妻子进厨房帮沃德太太准备男士们喝完姜汁和威士忌之后要用的咖啡和蛋糕时，沃德太太也会小声地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她。但这些事绝不能公开讨论，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讲。米拉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可以赢得母亲的信任，当她们午后坐在客厅里，听着沃德先生在地窖里敲打什么东西时，沃德太太会告诉她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但那些秘密只能很小声地说出来，说的时候还得用余光瞟着地窖的门，米拉明白，这样的话题稍后便不能提起了。很小的时候，米拉就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她并没有多想，但她明白，那讲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事。生活中的一些迹象表明，要么是因为男人太脆弱，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所以女人只在私下里悄悄说这些事。可她感觉，母亲肯定偶尔也会在私底下和父亲说起这些事。这在她看来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礼节游戏，她想要打破它，想把它摆到台面上来。
米拉年轻的时候，只能公开谈论一些规定了的话题。你可以谈论你的孩子，但前提是他们还小，而且不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可以谈论如厕训练；不可以谈论高中辍学；绝不可以谈在晚上狂欢的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房子；可以谈钱，但不可以谈资金问题；可以谈论新水壶的价格；可以谈论税收提高了多少；不可以谈论家里入不敷出。你可以谈论你的丈夫或妻子，可也只能说某些方面。可以提他刚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可以提他刚买了一台割草机，也可以提他升了职，但绝不可以提他刚被查了税，否则意味着你地位不保。而且，如果你提到他周六晚上在俱乐部里喝醉了，跟人打架，那么你会说出这件事带给人的震惊比这件事本身给人的震惊还要大。有些事可以提一下，但不能说得太详细。比如，那年夏天，关于亚当斯家的闺女在离家三栋楼开外被强奸的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她晚上十点从汽车站步行回家，突然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然后……你懂的……那可怜的孩子开始尖叫，可是没人来救她……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但她看上去并无大碍。叹息声、啧啧声不绝于耳。这些留白导致大家穷尽一切想象，把这件事想得非常暴力、下流。毫无疑问，对沃德先生和沃德太太的每位朋友来说，“她被袭击了”这句话包含了许多隐含的内容，那些未说出口的细节，每一个都演变为生动的桃色画面，盘旋在苍白的事实后面。
沃德夫妇不喜欢犹太人、有色人种、生很多孩子的天主教、离婚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行为。沃德太太瞧不起爱尔兰人（他们搭棚子住）、意大利人（邋遢、有大蒜味）、冷漠的英国人（她从没说过自己和丈夫是否属于这类人）、德国人（酒鬼和恶霸）、法国人（好色——尽管她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就像面目模糊却无比可怕的魔鬼）。至于其他人种，则太过陌生，甚至不被认为属于人类的一员。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各种各样的人搬了进来。于是，好奇又爱社交的沃德太太会停住脚步，跟婴儿车里的婴儿温声细语地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又和婴儿的母亲攀谈起来。她可以跟别人解释：“嗯，虽然他们是……但他们人真的不错。”她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朋友。
米拉离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他们无法原谅米拉成为第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尽管他们知道提出离婚的是诺姆，知道米拉曾经是一名模范妻子，可他们仍然深信，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丈夫，而米拉失败了。诺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那座漂亮的大房子里，这让他们很受伤。他们只是偶尔和米拉提一下，可每次提起，眼里都会有一种悲痛的神情。
“那天我们去巴克斯特家时，路过你以前的家，看见诺姆栽了新的灌木。”他们说。
每次米拉到家，他们都会激动地拥抱她、亲吻她。他们会给她做午饭，然后坐在餐桌旁喝咖啡，问她：接下来要去哪里？路上堵不堵？学业还顺利吗？这对沃德太太来说，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中年女人还想回去读书，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忍受。你现在在干什么？口试。噢，是什么口试呀？噢，那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毕业，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论文。噢，当然。论文都写的什么？去年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明年还会再问。
朋友的话题在家里是可以讨论的，于是米拉会和他们讲发生在她朋友间的新鲜事。可他们除了瓦尔，谁都记不住，哪怕她经常和他们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里提过的克拉丽莎和凯拉。似乎在他们看来，瓦尔和她年纪差不多，所以才能被归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则只是“年轻学生”。米拉决定给他们讲讲派对的事。他们听得云里雾里。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轻学生本来就没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为了好玩啊。”米拉说。可沃德夫妇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过程中她提到过几次本，可他们谁也没问本是谁。
该轮到沃德太太说他们的朋友了。沃德夫妇有许多认识了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朋友。他们还认识这些人的儿孙、堂表亲、叔伯（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了）、姨婶。他们知道很多故事。这个人的女儿搬走了，她的丈夫升了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了；那个人死了。谁家生了小孩，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还有谁又离婚了——她特意降低了音调，谁的儿子在吸毒——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更低了。
米拉很震惊，原来就连贝尔维尤也在发生变化。她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世界是多么清白、纯净。她知道自己不符合那里的标准，还一直怕自己污染了那里。当然，当妈妈的朋友们来访时，她总会被遣回房间。她结婚以后，偶尔回家看望父母时，还记得他们谈论起某些老朋友的丑事。比如，据说马丁森家有人离婚了——可能是哥哥吧。有人提到哈利·克朗凯特时，大家沉默了一阵，最后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可现在，他们在吃饭时谈到了离婚，还有毒品。沃德夫妇频频摇头。世界大难临头了。米拉想，这是真的，他们的世界真的会这样，因为像毒品和流产一类的丑事会打破他们那精心打造的社交生活的表面。处处都有生活危机。
可她仍不得不听着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她没什么印象的人的无聊故事。他们的行为没有动机，也没有结果，就像核潜艇的零件目录一样枯燥乏味。可沃德夫妇乐在其中。偶尔，沃德先生会打断他妻子的话，“不对，不是亚瑟，是另一个兄弟，是住在克利夫兰的那一个，唐纳德”，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小小地争论一番。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些，好像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似的。这让米拉想起了她从伊索那里借来的色情小说。其中有一个男解说员，基本上每一页，他都会做爱。其中有一些细节：他和A，B或者C做爱，在火炉前的毛毯上、在秋千上、在浴缸里。可大部分情节都是机械、啰唆的生理行为的描述。
“他们就这样来激起自己的性欲。除了手淫，他们还希望做爱像举行仪式一样。”伊索解释说。
“那是意淫。”凯拉补充道。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样呢。”米拉说。她还无法说出“意淫”这个词。
“哦，当发生在别人身上时，的确如此。你知道吗，当你撞见两颗心彼此点燃，而且你还能感觉到火花，那种感觉棒极了！但这种情况不同。”
米拉想，如果她对父母说，她觉得他们是在意淫，他们会作何反应。
可她最终只说了一句：“要来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吗？”反正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会吓一跳。
好消息讲完以后，该轮到坏消息了。由于失礼的举止和资金问题是禁止谈论的，所以，唯一可以谈论的坏消息就是疾病和死亡。对此，沃德夫妇可谓移动的百科全书。他们知道每个朋友的每种病的每个症状的每处细节，知道医生开给每个人的账单。因为沃德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那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花销。看病的花销确实令人惊愕。沃德夫妇被病痛本身和昂贵的花费吓到了，可除此之外，他们还感到困惑，尽管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困惑。他们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大萧条时期，沃德夫妇的大多数朋友都和他们一样，并不宽裕。他们生活节俭、工作辛苦，快五十岁的时候，因为战争日子才好过起来。他们并没有想到是战争带来了他们优渥的生活，他们对此并无道德负担。他们都相信科技，相信科技带来进步。社会主义令他们感到恐惧，在他们看来，就连公费医疗制度也是罪恶的。米拉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它恰恰摧毁了那些支撑着它的规则的人。因为连那些人都负担不了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连还没生过大病的沃德夫妇，也很难依靠沃德先生的退休金度日。自从认识了本，米拉对政治的那一点儿微弱的兴趣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经常谈论政治，可她这次回家才第一次看到政治的实际运用。除了道德方面，这个国家的体制并不支持那些拥护它的民众，这样的体制迟早要完蛋。她试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父母这一点，可他们听不进去。在他们心中只有两种概念：资本主义好，高额的医疗费不好，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她最终放弃了。
九点半时，米拉开始感到头痛了。她盼着十点赶紧到来，那是沃德夫妇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就寝。她已经走神了。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她要买一些小东西，要包礼物，下午，孩子们还要过来。他们会留下过夜，一直待到圣诞节的下午，再去他们父亲家。接下来又是一顿圣诞节晚宴，然后要打扫卫生，接下来要谈论礼物。之后，她只需再待上一天，就走了，沃德夫妇并不会不高兴。她走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给家里通通气，擦亮盛白兰地的矮脚杯，把它放回瓷器柜的最里面。她暗自想着是不是可以早点儿走。突然，沃德太太不说话了，她当时正在讲惠特科姆先生家二堂兄的肝病，米拉没怎么听。
房间里突然的沉默令米拉抬起了头。沃德太太正坐在一把直背椅上，旁边是一盏昏暗的台灯。母亲骨节粗大的手一动不动地、轻轻地握着，放在膝头。
“我们很快也会死的。”她说。
米拉惊讶地看着她。母亲看起来并不老。她发色灰白，可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她是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可以穿着高跟鞋、戴着耳环在家里跑来跑去打扫卫生。她的动作比米拉还敏捷。父亲动作一直都很迟缓，自从退休，他的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会打破过去的规矩，在晚餐前穿着绒拖鞋。他整天在家里逛来逛去，找点儿物件修修补补，他坚持认为，有很多东西需要他修补。
她望着他们，他们并不老，至少不比以前更老。他们一直是这么老，她也记不起他们别的模样。她曾见过一张母亲的照片，那是在她结婚之前照的。那时的她，头发乌黑，长得像格洛丽亚·斯旺森[6]，看起来美极了。她一手扶着宽边帽檐，微笑着，秀发随风飘扬。她的眼眸明亮、富有生气，笑得很灿烂，看上去充满活力，发自内心地快乐。她也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一战”时的军服，正准备出国作战。他修长白皙，她想象他的脸颊是红扑扑的，就像克拉克一样。他眼里满怀希望，看上去腼腆、文弱，就像一个浪漫诗人。
他们后来怎么了？坐在她面前的，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活力的漂亮姑娘，那对未来满怀希冀、敏感温柔的小伙子。此刻，他们不在这间屋子里，也不在那两具面目全非的皮囊之中。生活已将他们困在按揭和贷款里，不是吗？是不是仅仅生存本身对他们来说已经那么难，以至于其他一切都成了奢侈品？认为自己还活着就算奇迹的她，是否只是比他们更幸运一些而已？毫无疑问，精神要依赖于肉体的存在，但艰辛的生活并不一定会扼杀所有受难者的心灵。或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真的过得那么艰难吗？还是说问题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她回忆起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又觉得他们无可指责。他们没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而现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只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更因为他们接受不了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仿佛能听到瓦尔说，这就是生活的代价。他们被迫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曾经想要什么呢？是穿着卡林顿太太那样漂亮的绣花衣服、用银茶壶上茶吗？那一套银茶具还用布盖着放在瓷器柜里呢。是提高社会地位吗？是吧。可那需要一定的目标和一定的方式。他们确实提高了，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现在是贝尔维尤的老居民。卡林顿家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很久以前从巴黎、棕榈滩、萨顿来到这里，旧的卡林顿宅邸现在是一所私立学校，米勒为老人们重新安了家。
随着新闻播报员说出“晚安”，她的父母站起来，关了电视，转身对她道晚安。她也站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他们，是真正地拥抱他们，而不只是礼节性地贴面亲吻。他们吃了一惊，身体稍稍僵硬了一下。父亲甜甜地、腼腆地一笑，母亲则笑得很爽朗。可最终她只说了一句：“亲爱的，别睡太晚了，知道吗？”父亲则说：“你睡觉时得把暖气关小一点儿，米拉。”他们说完就上楼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