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来到了剑桥，人们像鲜花一样在路边绽放，有人脱了外套，有人敞开外套，漂亮的衣服令人眼花缭乱——刺绣衬衫、贴花的裤子、长裙、短裙、靴子、各种便鞋；库普商场里，还能看到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人们又穿上了白色和橙色的衣服，冬天的大衣和夹克都已经脱去。霍尤克中心又传出了吉他声。
瓦尔一直觉得呼吸有些不顺畅，并且胸痛不止。她认定这只是因为单纯的操心，也可能因为更深层的焦虑。她已经放下了学校的工作，专心忙起反战委员会的事，没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报道，这令她愧疚、沮丧不已，甚至感到愤怒。过去的几个月情况不怎么好。她没时间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个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可是，情况不妙。她感觉，自己正在跟所谓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她也没办法。总得有人关心那些在东南亚被屠杀的人。
那天，天气不错，开完会后，她决定去哈佛广场走一走再回家。她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烟抽多了，没什么的。散散步不错，除了散步也没什么别的能做的了。她悠闲地走着，东逛逛，西看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逛了一家书店，买了张唱片，又去超市买了一斤意大利面。得闲出来逛一逛，这种感觉真好。她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感到自己脸上绽开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时，天色已晚。行人的脸朦胧而欢快，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像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小圆点，沿着昏暗的街道跳动。他们的欢声笑语忽前忽后地飘散开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华沙，人们行色匆匆；在华盛顿，人们走路时不会欢快地轻声细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后要经常这样，开开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经常这样，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还得回家准备下午的会议报告。不过，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面酱，把胡萝卜、洋葱、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红柿一起炖，加些盐、胡椒、罗勒和牛至，再加入几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块一起炖——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还要听听新买的唱片，要写信给克丽丝——她已经两周没写信了，真说不过去——然后穿上温暖的睡袍，坐下来写那讨厌的报告。她写报告的时候，要尽量平静下来。她要平静地抗议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脑中充斥着今天下午听说的各种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们，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想生存。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她觉得那是她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她哼着歌，炒了菜，盖上锅盖，给自己倒了杯酒，穿过厨房，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时间还早，电视上放的是旧新闻。她没去管它，一边做意面酱，一边收拾桌子，不时喝两口酒。菜还在锅里炖着，闻起来很香，她揭开锅盖来闻——她总喜欢这样做。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她听到了，不可能有别人，可就是有人在说话。她转身看了看电视屏幕，是那里面传出的声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是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有现场的图像，就发生在她眼前。图像定住了，有人指着一件衬衫满是血污的领子在说着什么，就好像还有什么可说的似的。她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从她脑后传来的，她听得出来，那是一个女人痛苦的尖叫声。当她定睛再看时，厨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时，我们不知道那还只是开始。那是噩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你能够真切地看到，能够用手触摸得到。除了杜克，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当前形势的岌岌可危，但无法说清问题的症结。有时候，当我走在沙滩上时，似乎一切都很安静、很安宁，我忍不住想噩梦究竟何时会来。我觉得噩梦就像地球内部的岩浆，一直都在，只是偶尔会张开那杀人的巨口，喷发一次。
瓦尔终于回过神来。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洒了一地的意面酱，泪流满面。她蹲下来，掩面而泣，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最后，她放声恸哭：“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啊！”
电话不停地响。不停地开会。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片混乱，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突然间，镇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组成为一个大组织。突然，它们的成员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几天后——是几天后吧？有人在杰克逊州立大学[14]杀害学生，凶手也说自己被逼无奈，也在抱怨，仿佛他们要是可以在不消灭黑人学生的情况下消灭白人学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觉得，苦难时期已经到来，比《一九八四》里还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政府官员——就像选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突然就变成了一群杀人犯。我们得知时，木已成舟。年轻一点儿的学生几近歇斯底里。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们能够杀害学生，也就能杀害我们。年纪稍大的人走路时也小心翼翼，担心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杀死的也可能会是她们的孩子。他们只会来封电报，说很不幸，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养，长到十九岁，健健康康，眉清目秀，这一切都付诸东流。有呼吸的人一下变成了没有呼吸的尸体，就这么完了。
有人写信，有人发电报。和平小组在哈佛广场中设了一张桌子，帮人发电报，每封一美元，只需要填一张表格。那些在一两年前还声称自己知道军火库，嚷嚷着要革命的人，此时也哑口无言，只是张皇四顾。有人在街上游行，我们聚集在剑桥的公地，听着喇叭里传出的演讲，却听不清楚演讲的内容。但是无所谓。年龄大一点儿的人，昂首挺胸；年轻人，畏畏缩缩，警惕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况——毕竟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突然间，有人从暗处往人群中扔小烟盒，人们四下逃窜。有人大胆地打开其中一个用透明胶带密封好的烟盒，发现里面是三四只大麻烟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将烟点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掺了火药吗？联邦调查局有那么聪明吗？游行开始了，从芒特奥本街到马萨街，穿过桥，进入波士顿，从联邦到公地。一路上，人们驻足观望，有穿西服、拿相机的人，也有穿工装、表情沉重的人。人们感到全世界都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人们一边行进，一边说笑，可是，每当头顶有直升机掠过，年轻人都会身体一颤。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时，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泪瓦斯。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到了公地，漫无目的地穿过去，看上去像有几百万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阳光很温暖，空气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挥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讲，可我们听不到。我们就坐在那儿，面面相觑。只有几种可能：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会把我们杀死在这儿；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们；或者，我们聚集在这儿，就能让他们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们谁也不相信最后一种可能。但我们都希望去相信。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刚到的人，他们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帜，有的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有的举着写有华盛顿、尼克松和“老魔鬼”军工复合体罪行的标牌。没错，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奴隶之间是谈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就像奴隶——那些活着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们的政府巴不得杀了他们，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听他们表达。年轻人坐在那里，无声、无力、害怕；年长的人坐在那里，忍受着关节炎、风湿痛。然后，就结束了。没有人发表演讲，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就那样朝大都会运输署走去。没有人往前冲，因为没有意义。人们走着，走着，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地铁站。我还记得当时在想，他们是怎么管理地铁系统的？站台很拥挤，但无人推搡，也无人喧哗。我们成群地走进地铁商店，买了三明治。然后，米拉、本、伊索、克拉丽莎、凯拉还有巴特一起去了瓦尔家——她们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兰特和其他人也在那里。他们在瓦尔家里看电视，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着同样的新闻。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三明治，间或有一个人说：“他们必须要听，我们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恐怕我们想得太简单了。杀害孩子的就是他们，是他们杀害了那些黄皮肤、黑皮肤、红皮肤和白皮肤的孩子。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证明了自己的纯洁。贫穷的我们，就算过得好，也不是因为利用了非洲或亚洲的人民；我们的友谊对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获的利润并没有直接影响。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要嘲笑我们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冲击五角大楼吗？你觉得那样有用吗？如果那样就能阻止杀戮，那么我们愿意变得更贫穷，如同以前那样贫穷。
这些纷乱的问题，并没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几天后，俄亥俄州的州长在候选人初选中被打败了——那天他还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米拉转身对着本大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看法相同！”
本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他本该输得更惨的。他的所作所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转头看着电视，脸色苍白。
但那是之后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坐在瓦尔家的厨房里，谈论集会人群的规模、空中拍照的场面，试图估计有多少人。他们真的都围坐在那里，消磨时间，等着看十一点的新闻。他们都希望自己有发声的权利。不是希望能感觉好一点儿，因为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觉得自己有多强大，因为这也不可能。他们希望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行动。他们已经献上了祭品，正等待着小小的回报。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电话响了，大家都愣在那里，无人说话。瓦尔穿过大家，走到墙边，默默地接起电话。我们都听到了电话中传出的声音，因为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尖声大喊：“妈咪，妈咪！”
“怎么了，克丽丝？”瓦尔整个身体都绷紧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绞成一团，没了血色。但她的声音还很平静。
“妈咪！”克丽丝尖叫着，“我被强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