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坐在这儿回顾和会长在一起的那晚，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痛苦的声音全归于沉寂。自从我离开养老町以后，我一直在担心，命运之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会在我的道路上设置另一个障碍。当然，这种担忧和奋斗也总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当我们在汹涌的潜流中逆流而上时，每一个立足点都是至关重要。
但自从会长成为我旦那后，生活柔化成了舒适愉快的日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棵树，终于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沃土。我以前从不认为我比别人更幸运，但现在我这样想了。但我得说，我过了很长一段心满意足的生活后，才得以回顾从前，并发现生命曾经是一片荒芜。否则，我必然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只有当我们脱离苦境时，才能坦诚地倾诉苦痛。
会长和我在一力亭茶屋举行仪式、共饮清酒的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我从三个杯子中最小的那个里面啜饮清酒时，清酒在我舌尖上滚动了一下，有一小滴从嘴角边淌了出来。我穿着带五个纹印的黑色和服，下摆的滚边上绣了一条金色和红色相间的龙。我记得那滴酒掉到我胳膊下，滚落到下摆的黑绸上，正好停在那条龙的深银色牙齿上。我相信大多数艺伎会把我洒出清酒的事看作恶兆，但我看来，这滴从我身上滚落的水珠，就像能述尽我一生经历的泪珠。它掉入虚空，无法控制自身命运；它滑过丝绸之路，停留在龙牙上。我想起在岚野先生的工作间外面，我扔进加茂河里的花瓣，想象着它们能漂到会长那里。我觉得，它们大概已经到达了。
我从小就怀抱着这样愚蠢的希望，总是想象自己成为会长的情妇后，生活就会尽善尽美。这是个幼稚的想法，但即使现在我长大了，仍然是这样想。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我有过多少次痛苦的教训，尽管我们希望能把扎进肉里的倒刺拔出来，但会留下难以治愈的伤疤。我把延永远地摒弃在我生活之外，不仅失去了他的友谊，还把自己也永远摒弃在祇园之外了。
原因很简单，我早该知道它会发生。一个人赢得了朋友渴望得到的东西，他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能办到，就把东西藏到朋友永远看不到的地方，否则便要承受友情的破裂。这就是我和南瓜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友谊在我被收养后再也没有恢复。因此会长就当我旦那的事和妈妈谈判了几个月，最后达成协议，我不能再当艺伎了。除开逃离祇园的，结婚后离开的，放弃艺伎生涯去开茶馆或艺馆的，我当然不是第一个离开祇园的艺伎。但我却被困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中。会长要我离开祇园，以便脱离延的视线，但他肯定不会娶我为妻，他已经结婚了。或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会长提出的，他建议我开一家自己的茶馆或艺馆，而延是不会造访的。但妈妈不想让我离开艺馆，你知道，如果我不再是新田家的人，她就再也无法从会长那里收取年金了。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会长答应每个月给艺馆一大笔钱，条件是妈妈同意让我不当艺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艺馆，但不用早晨去那个小学校，不必在祇园转悠，出席一些特别的场合，当然也无须晚上去陪宴了。
我立志成为艺伎是为了赢得会长的感情，说来我应该不会为离开祇园而感到失落。但这些年来，我结交了许多朋友，不仅是艺伎，也有很多我相熟的男客。我不会仅仅因为不再陪宴而和女伴断了联系，但在祇园谋生的人是没有多少时间用于私人交往的。每当我看到两个艺伎匆匆忙忙地赶去赴约，一起为上次宴会上的事情开怀大笑，我就常常感到嫉妒。我嫉妒的不是她们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而是这种我很熟悉的期待感——下次晚宴上可能会有些恶作剧的乐子。
我和豆叶常见面。我们一周有几次在一起喝茶。从我还是个孩子起，她就帮了我大忙，又在我的生活中为会长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你能想象我对她有多么感激。一天，我在店里看到一幅十八世纪的绢画，画上是一个女子在教年轻的姑娘学字。老师有一张漂亮的鹅蛋脸，充满关切地看着她的学生，这让我立即想起了豆叶，我就买下来送给了她。一个下雨的午后，她把它挂在自己那间萧索居室的墙上，我听见东王寺大街上的车声。我不禁想起她数年前那套高雅的公寓，还有窗下白川溪里那道齐膝高的小瀑布传来的潺潺水声，心里一阵失落。那时候的祇园在我看来，就像一件精致的古董衣服，但如今已大变了样。现在豆叶的单室公寓里用的是旧茶色的垫子，屋子里有楼下中药店的草药味，弄得她的和服上有时候都散发出淡淡的药香来。
她把水墨画挂在墙上，欣赏了一阵，又回到桌前。她两手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盯着里面的茶，像是想从中找出几句话来说。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的青筋已经开始显露出年龄的痕迹了。最后她带着一丝伤感说：“未来带给我们的东西真是令人好奇啊。小百合，你一定要小心，永远不要期望过高。”
我相信她是对的。如果接下来几年我不再指望延有朝一日能原谅我的话，我会过得轻松得多。最后我不得不放弃询问豆叶他可曾问起过我，我极度痛苦地看到她叹了口气，久久地，悲哀地看着我，仿佛在为我的奢望而感到遗憾。
我成为会长情妇后一年的春天，他在京都东北角买下一栋豪华住宅，把它命名为“富真疗养所”。它本是为招待公司的贵宾，但实际上会长用得比谁都多。他和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在那里共度，有时还次数更多。他最忙碌的时候，来得很晚，我和他聊天，他只想泡在热水缸里，然后就睡着了。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傍晚时分来的，或者稍迟一些，我们边聊边用晚餐，看着仆人点亮花园里的灯。
通常会长一来就会聊一阵子工作。他会跟我说一件新产品有什么问题，装载零件的卡车又出了什么事故，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然是乐意安坐倾听，我很清楚，会长对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知道，而是为了把这些事从头脑里清理出去，就像把水倒出水桶一样。因此我倾听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的语调。水倒出来，声音会更响，会长也一样，我听着听着，就发现他的音调柔和下去了。这时候，我就换过话题，不再谈工作上的正经事，而是随便讲些别的，比如他清早上班路上的事啦，几天前我们在疗养所看的电影啦，我从豆叶那里听来的趣事啦——豆叶有时候晚上会过来陪我们。不管怎么说，先把会长的脑子清空，然后再用愉快的话题让他放松，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效果就如同把湿毛巾晾在太阳下晒干一样。他刚来时，我用热毛巾给他洗手，他的手指僵硬得像沉重的树枝，但我们聊上一会儿后，它们就如同他睡觉时那样优雅地蜷曲了。
我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晚上陪伴会长，白天随便干些什么来打发时间。1952年秋天，我陪会长去美国，那是他第二次访美。前一年冬天，他也去过，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说他首次理解了富裕的真正含义。举个例子，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用电，但美国的灯火是昼夜不熄的。我们都为京都新建的火车站骄傲，因为它的地面是用水泥浇铸而成，而不是老式的木板，但美国火车站是用坚硬的大理石铺地。会长说，即使在美国的小镇上，电影院都和我们的国家剧院一样宏伟，而公共浴室到哪里都一尘不染。最令他惊讶的是，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冰箱，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一个月的收入就足以买下，而在日本，则需要一个工人十五个月的工资，极少有家庭买得起。
总之，如我所说，会长让我陪他踏上第二次访美旅途。我独自坐火车到东京，然后和他一起飞往夏威夷，在那里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会长给我买了件泳衣，那是我的第一件泳衣，我穿着它坐在沙滩上，头发整齐地垂在肩膀上，就像周围的女子一样。夏威夷让我奇怪地想到了天见，我担心会长也会想到，但即使如此，他也没说什么。我们离开夏威夷又去了洛杉矶，最后来到纽约。以前除了电影中的镜头，我对美国毫无了解，并不怎么相信纽约真有那些摩天大厦。最后当我住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时，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周围都是山一般高的大楼，下面是平整洁净的大街，我就觉得在我看到的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婴儿脱离了母亲的怀抱，我以前从未离开日本，住在纽约这样陌生的城市只会让我害怕。大概是会长的热情帮我找到了一种积极的心态。他有间房主要用于办公，但每晚都和我呆在另一个套间里。我睡不惯那里的床，半夜醒来时常发现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拉开薄纱窗帘，俯视公园大街。一次凌晨两点钟，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窗口，让我看一对在街角路灯下亲吻的年轻人，看他们的穿戴是刚从舞会上出来。
此后三年里，我随会长又去了两次美国。白天他接待业务，我则和女仆一起逛博物馆，去餐厅，还看了场美妙的芭蕾表演。奇怪的是，我们在纽约找到的几家日本餐馆之一居然是我在战前就认识的一位祇园厨师在经营。一天下午午餐时分，我在他餐馆后面的私人房间，接待了几位多年不见的人，有日本电讯公司的副社长；新上任的日本总领事，他曾任神户市市长；京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我像是又回到了祇园。
会长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1956年夏天，他想让大女儿嫁给一个叫西阪稔的人。会长的本意是让西阪入赘并继承他的事业，但到了最后关头，西阪先生改变了心意，告诉会长他不想参加婚礼了。西阪是个性情十分冲动的年轻人，但会长认为他才华横溢。有一周多的时间，会长心情恶劣，毫无缘由地训斥仆人和我。我从未见他如此心烦。
没人告诉我西阪稔为何改变主意，但也不必告诉我。前一年夏天，日本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创始人解除了他儿子的经理职务，把公司交给一个年轻得多的人，是他和一名东京艺伎的私生子。这事成为一时丑闻。这类事以前在日本也发生过，但只局限在小圈子里，如家庭经营的和服店或糖果店之类。这位保险公司的社长在报纸上把他的大儿子说成“年轻人为人勤恳，惜才力不逮……”，随后任命了私生子，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关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很快众人皆知其中真相。
好了，如果你想得到西阪稔在答应继承会长的事业之后，有了某些新发现，比如说会长最近有了个私生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不参加婚礼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会长为膝下无子而苦闷，并深爱他的两个女儿。有没有可能他同样会疼爱一个私生子，并在逝世前改变主意，把一手创办的公司交给这个私生子呢？至于我是否真给会长生了个儿子……如果有的话，我当然也不愿多说，否则他的身份可能会曝光，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想，守口如瓶才是上策，这我相信你能理解。
西阪稔改变主意后一周，我决定要和会长提一件相当微妙的事。饭后，我们坐在“富真疗养所”户外的走廊上，望着长满青苔的花园。会长在生闷气，自从饭菜送上来后就没有说过话。
“我和旦那说过吗？”我开口说，“我最近有很奇怪的感觉。”
我看了他一眼，瞧不出他是否在听我说话。
“我一直想着一力亭茶屋，”我又说，“说实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怀念陪宴的日子。”
会长吃了一小口冰激凌，又把勺子放在碟子上。
“当然，我不能回祇园工作，这点我非常清楚。但我想，旦那……能在纽约开一家小茶屋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想离开日本，真是莫名其妙。”
“现在日本商人和政客去纽约，就和乌龟进池塘一样正常，”我说，“大多数都是我认识多年的人。确实，离开日本会很突然，但考虑到旦那将来在美国的时间会越来越多……”我知道确实如此，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要在纽约开设分公司的设想。
“小百合，我对此没有兴趣。”他说道。我想他还有话说，但我装着没听见，继续说了下去。
“别人说，在两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经历一段困难时期，”我说，“所以当然啦，母亲要是带着她的孩子去美国这种地方，聪明的话，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又说，“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接着，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泪水，他飞快眨眼，像拍苍蝇一样把眼泪弄没了。
那年八月，我移民纽约，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当然，妈妈想要我在纽约的所有生意都成为新田艺馆的分号，但被会长拒绝了。只要我还在祇园，妈妈就还能管我，但我一离开，关系就断了。会长派了两个会计去交涉，保证我从妈妈那里拿回我应得的每一分钱。
许多年前，我刚进华尔道夫大酒店，房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不能说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但纽约是个令人激动的城市，不久后我就觉得和在祇园一样宾至如归了。其实，回想起来，我和会长在此共度的漫长时间给我的美国生活增添了许多在日本时没有的情趣。我的小茶屋坐落在第五大道附近的一家老俱乐部二楼，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豆叶也常常来访。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诗歌、音乐，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大多数日子，我都和一个朋友一起午餐。下午则跪坐在梳妆台前准备这个那个的宴会，有时候就在我的公寓里开宴会。每当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总会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我就常想，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长满了野草。比如说，几年前，妈妈死了，新田艺馆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底楼开书店，上面是两间公寓。
我刚到祇园时，那里有八百名艺伎，现在则六十个都不到，学徒也不多。而且这个数字逐日递减，因为变化的步伐不会减慢，即使我们相信它会减慢。会长最后一次来纽约时，他和我在中央公园里散步。我们偶尔谈到了过去，当时正走上一条松林小径，会长突然停下脚步。他经常告诉我，在大阪城外，他老家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松树。我看着他，就知道他想起了它们。他一双风烛残年的手撑在拐杖上，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旧日的香味。
“有时候，”他叹了口气，“我想，我记忆里的东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实得多。”
我年轻时，曾相信激情会随年龄增长而淡漠，正如屋子里的一杯水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但是，会长和我回到公寓，我们互相干杯，彼此还是情深意切。后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排空了所有会长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又装满了所有我从他那里得来的东西。我在熟睡中做了个梦，梦见回到祇园的宴会上，和一位老人聊天。他告诉我，他深爱的妻子并没有真正死去，因为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仍然活在他的心里。他这样说时，我喝了一碗以前从未喝过的汤，滋味非常特别。每一口鲜汤都其乐无穷。我开始觉得，已经死去或离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消逝，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正如那位老人的妻子活在他心里一样。我觉得我把他们都喝了下去——我幼时就离我而去的姐姐佐津；我的父母；善恶观不近人情的田中先生；从未原谅我的延；还有会长。这碗汤里包容了我一生所爱，我把汤喝下时，老人的话也说到我心坎里。我醒来时，泪水淌到额角，我握着会长的手，害怕万一他过世或离开我，我也无法活下去。他已老态龙钟，即使他睡觉时，我都不禁会想起曾在养老町的母亲。几个月后，他过世了。我知道，他在高寿之年离开我，正如树叶飘离枝干，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在生活中引导着我们。但是对我而言，我掉进会长的怀抱，就像石头必然坠向地面。我摔伤嘴唇，遇到田中先生，母亲去世，我被残忍地买卖，这一切都像小溪奔向大海途中经过的悬崖峭壁。即使现在他走了，他仍然活在我丰富的回忆中。我把我的生活讲述给你，也是再度活了一遭。
有时候我穿过公园大道时，也突然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黄色计程车稳稳前行，按着喇叭，挎着手提包的妇女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妇，穿着和服站在街角，脸上也显出好奇之色。但说回来，如果我回到养老町，难道就不会感到陌生吗？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带离醉屋，小小年纪的我，从不相信生活会是一场搏击。但如今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潮涨潮落，并无恒常。无论是怎样的奋斗和成功，无论何等的痛苦和磨砺，都会很快渗入浪涛中，就像水墨颜料泼洒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