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9日
俄勒冈海岸
如果说我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应该就是这句话了：我们在爱情中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在战争中发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的年轻人渴望对所有人都无所不知，认为光是动动嘴就能够解决问题。我来自一个更加朴实无华的年代。我们理解遗忘的价值和革新的诱惑。
不过，我发觉自己最近总是会想起战争，想起过去，想起我失去的那些人。
失去。听上去好像是我把自己的爱人放错了地方，也许我把他们丢在了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然后转过身来，困惑地不知该如何追溯自己来时的脚步。
他们并没有被我遗忘，却也没有去向更好的地方。他们死了。随着自己渐入暮年，我知道悲痛和悔恨一样，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永远都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自从我的丈夫去世、自己的疾病又被确诊以来，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衰老了许多，皮肤像起皱的蜡纸一样，仿佛是有人试图把它压平之后重新利用。我的视力也经常出问题——在黑暗中，在车头灯闪烁时，在大雨倾盆而下时。陌生的视力衰退感让我变得紧张兮兮，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不住地回忆往昔的缘故。往事有着如今的我再也看不到的明晰和透彻。
我力图想象自己离世后才能感觉到的那种平静。我将会看到我爱过和失去过的所有人——至少那样，我必蒙赦免。
不过，我是明白事理的，不是吗？
我的房子是在一百多年前由某位木材大亨修建的，名叫“巅峰”，如今正在出售。我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的儿子觉得我应该离开那里。
他试图照顾我，在我最困难的时期向我展示他是多么地爱我，所以我容忍了他对我的控制。我干吗要在乎自己会死在哪里呢？说真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我正把自己在俄勒冈海岸边度过的近50年人生悉数装进我的箱子里。我想要带走的并不多，但还有一件东西。
我伸手拉下高悬在那里、控制阁楼台阶的把手，一排台阶如同伸出手来的绅士一般从天花板上伸展开来。
随着我向阁楼攀爬的脚步，脆弱的台阶在我脚下左摇右晃。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菌的味道。头顶上，一枚孤零零的灯泡悬在上空。我拉下了灯绳。
我感觉自己仿佛正置身于一艘老式蒸汽机船的船舱里。墙壁上贴着宽阔的厚木镶板，镶板的缺口处悬挂着丝丝缕缕的蜘蛛网，折痕处一片银白。天花板的倾斜角度实在是太夸张了，以至于我只能在房间的正中央站直身体。
我看到了孙辈们年幼时曾用过的摇椅，还有一张陈旧的婴儿床和一个弹簧生了锈的破烂摇摆木马，以及在我女儿生病时重新油饰一新的椅子。墙边塞着的箱子上标记着“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万圣节”“餐具”和“体育用品”的字样，里面装的全都是我已经不怎么使用、却又不忍丢弃的东西。对我来说，承认自己不会再装点一棵圣诞树就意味着投降，而我一直都不擅长放手。角落里塞着的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一个贴满了装饰贴纸的扁平行李箱。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行李箱拽到阁楼的中央，正对着那颗悬着的灯泡。我在一旁跪了下来，却感到膝盖一阵刺痛，所以只得顺势坐了下来。
三十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提起它的箱盖：顶板上摆满了儿童纪念品——小鞋子、陶瓷的手模、满是简笔人物形象和微笑的太阳的蜡笔画、成绩单、舞蹈演出照片……我取出行李箱的顶板，把它放在了一边。
箱底的纪念品杂乱地堆叠在一起：几本褪色的皮面日记本、一包用蓝色绸带捆绑在一起的陈旧明信片、一个折了一角的纸箱、一套于连·罗西尼奥尔创作的诗歌小册子，还有一个装着上百张黑白照片的鞋盒。
最上面摆放着一张发黄褪色的纸。
我颤抖着双手把它拿了起来。这是一张战时的身份证，我望着小小的护照尺寸照片里那个年轻女人的脸——朱丽叶特·杰维兹。
“妈妈？”
我听到我的儿子走上了吱呀作响的木质台阶，脚步正好和我的心跳同步。他刚才就在呼唤我吗？
“妈妈？你不该爬上来的。该死，这些楼梯太不牢固了。”他说着站到了我的身旁，“摔上一跤——”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裤腿，轻轻摇了摇头，没有抬起头来。“别说了。”我的嘴里只能吐出这么几个字。
他跪了下来，然后也顺势坐在地板上。我能够闻到他身上须后水的味道，淡雅而又不失芳香，还裹挟着一丝香烟的气味。他又溜出去抽烟了。虽然他几十年前就已经戒烟了，近来却在我的病确诊之后再度重拾恶习。我实在是没有理由指责他：他是个医生，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我本能地把证件丢回行李箱，狠狠地合上了盖子，再一次把它藏了起来。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就要死了。也许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很慢。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妈妈，你在哭。”
“是吗？”
我想要把真相告诉他，但是我不能，因为失败会让我感到尴尬和羞愧。凭借自己的年龄，我本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当然就更别提自己的过去了。
可我只是开口说了一句：“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它太大了。我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重新装到一个小一点的盒子里去的。”
看到他试图控制我，我微微笑了笑。“我爱你，而我又病了，所以才任由你摆布。但我还没有死呢，我想要带上这只行李箱。”
“这里面有什么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吗？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的画作和其他一些没用的东西罢了。”
如果我在很久以前就把真相告诉他，或是变本加厉地跳舞、酗酒和唱歌，也许他就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位可信的正常母亲了。他喜欢不完整的那个我。我总是以为那就是我想要的：被人深爱和崇拜。可我现在似乎更希望有人能够了解我。
“你就把这当作我最后的请求好了。”
我能看出他想要告诉我别那么说话，却又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哽咽。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以前已经两次战胜过病魔了，这一次也一定能够打败它。”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情况很不稳定，身体极其虚弱，没有医学的帮助根本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我当然会了。”我安慰他。
“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我笑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天真。
我也曾分享过他的乐观，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谁是朱丽叶特·杰维兹？”于连问道。听到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蹦出来，我吓了一跳。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闻到了霉菌和往事的味道。我的回忆开始倒转，在岁月和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并不想这么做——或许我和过去串通好了，谁又知道呢？——我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