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
新春假期中，大批香港客到澳门去玩，其中有不少是本报的“死党”。结果澳门的明报被炒起了价，一般是卖到三毫子一份，最抢手时更炒到每份五毫。这是好几位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的。他们说，一般的香港报都没有起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那便是经济学中简单的“供求律”。顾客的需要增加了，但供应量没有增加，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提高。但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每件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以一份报纸为例，其中的劳动量包括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造纸工人、造印刷机工人、造油墨工人、写稿者、记者、编辑、校对、报贩、经理等等的劳动总和，报纸卖得贵了，超过了它本身的劳动量，所贵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被人剥削了。
因此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局认为一斤米、一匹布应该值多少钱，便定多少价。供应不足便没有货，人民便买不到。他们用行政命令来限制，而不是用起价的办法来限制。
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明报希望销得多，固然是报纸的影响扩大了，在经济上，那便是每一份报纸的成本减低，利润增加。“利润”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不大清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非你不经营企业，否则自街边的咸脆花生档，以至“某某学校有限公司”，都非注重利润不可，否则便是破产和执笠收档。
但“利润”这两个字，最近在苏联经济学界也讨论得非常起劲。去年九月间，苏联卡尔科夫工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各种企业管理不得当，主张应当根据“利润观点”来经营。他提议，每一间工厂的生产，其成功和失败，须以是否得到利润来计算。在共产国家中，每一间工厂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总是只求产品增多，至于人力的浪费、原料的浪费、人民是否欢迎，那是根本不加考虑的。他们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来制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因为由政府规定价格，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便被定价为一元三角。李勃曼抨击这种办法。他的意见还没得到政府的采纳，但苏联经济学界已展开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