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草《国史大纲》既毕，适昆明方屡遭空袭，乃于一九三九年暑假携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乘便赴上海，归苏州探母。锡予同行，在上海接其眷属从北平南下，同返昆明。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余在昆明，临行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
余与锡予先同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时商务印书馆已由沪迁港，余将稿交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云五允之。遂抵沪，知余眷已先返苏州，锡予乃偕余同赴苏州。自离昆明途中，锡予询余，《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境。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与锡予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一书摊，尽是西书，皆自东吴大学散出。余忽动念，嘱锡予为余挑选，此一年当闭门勤读。锡予为余择购三书，余嫌少，嘱更多购。锡予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余多购。越两日，锡予即返沪。
二
余之《国史大纲》稿，既交商务印书馆，仍由上海旧印刷厂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中央某处审查，始可出版。审查凡分三例。一、审查通过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后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上海商务旧厂将余之《史纲》稿送重庆审查，批回属第三类。批云，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商务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联大告余，久不得复。不知余在何处，付印事遂搁置。
余在苏州，久不闻此书出版，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乃得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史纲》出版后，仅最先一批书数百本得海运送河内，运销后方。此后海运即断，不得再送，乃改在重庆以国难版发行。余此后在重庆成都各地，见各处室内悬挂中山先生画像，始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则无怪审查处之郑重其事也。以后此项画像遂少见。则一事之论定，宜非可率尔期之矣。
三
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余撰《先秦诸子系年》毕，即有意续为《战国地理考》，及是乃决意扩大范围通考《史记》地名。获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不出租金，代治荒芜即可。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大门外惟一路通市区，人迹往来绝少。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余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并大，而《史记》全书逐一地名已考订无遗。尽取材于三家注。如韩世家一地名，其地实在魏，则移之入魏地名考中。尽录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余两家失之。或两家注得之，其余一家失之。皆不繁论。只读余书先后之排列即可知。从来为春秋地名考战国地名考者，书已多有，未有如余此书之简净者。余乃得以一年之力完成此书。
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先读《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有中文译注，中英对列。每一生字不烦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识光华大学校长浙江张寿镛。在其租界之寓所，赠余以其新刻之《四明丛书》。其中黄梓材冯云濠两人之《宋元学案补编》，尤为余所喜读。然携归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则全在《<史记>地名考》及读英文之两事上。《<史记>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又编成《齐鲁学报》首期，交开明付印。而《<史记>地名考》一书，开明始终未印出。及余来香港，乃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版出书。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其中又费几许曲折，此不详述。然此稿终未散失，仍得流传，则亦一大幸事矣。
四
余侍奉老母一年，终辞慈颜，于一九四○年夏重返后方。时自海上赴南越诸路已断，以张寿镛种种相助，获在香港径乘飞机抵重庆。适逢大轰炸，重庆街道一片破瓦残垣。余傍晚抵埠，宿旅店一宵。明日清晨，即赴郊外暂避。借宿伟长侄岳家，本山东滕县孔氏，名繁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太原佐阎锡山治军，热心爱国家，好儒家言。每晨烹浓茶，对饮清谈。下午余出游山中，其外侄姚某陪行。姚君性爱中国古籍，在中学时，已能熟诵《左传》。家中强之学科学，毕业清华大学土木系，在重庆某校任课。至是，山中相随一月，乃欲尽弃其学而学。临别，嘱余开一书单，当试读之。俟有入门，再谋从学。余居山中逾月，得有飞机，再去重庆宿一宵，即乘飞机去成都。
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廿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五
居不半岁，嘉定武汉大学邀余去讲学，函电频促。余得家讯，老母病亡，心中日夜伤悼，遂决应之。嘉定适遭大轰炸，全城几毁其半，校长王星拱抚五移家城外。余一人住其城中寓邸。隔邻为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寓。时孟实一人独处，余中晚两餐，皆去其寓与孟实同餐。畅谈甚相得。
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山上。一日，渡江来访，邀余去书院讲演。熊十力住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及来北平，与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已有年矣。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不知何故，龃龉离去。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演，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不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余讲演既毕，一浮遂留午餐。
一浮早鳏居，不续娶。闻有一姨妹，治膳绝精，常随侍左右。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余语一浮，君治经学，用心在通志堂经解，不理会清经解。然耶否耶。一浮许余为知言。席间纵谈，无所不及。余盛赞嘉定江山之胜。一浮告余，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终是羁旅，不堪作久居计。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余与一浮纵谈过晡，乃送余至江边而别。自此不复再面。及今追忆当年一餐之叙，殆犹在目前也。
六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其昌，乃北平旧识。有两学生，一南通钱某，一桐城严耕望。其时上课皆在上午十时以前。余课在六时至八时。天未亮，即起身，盥洗进早餐，在路灯下步行至讲堂。晨光初露，听者已满座。十时后，备避警报，暂无课。晚无电，两生常来伴余，问学甚勤。钱生学业为全班第一人，其昌预定其为下学年之助教。严生居第二名，预请毕业后来成都进齐鲁国学研究所，余亦许之。又后一年，钱生亦来成都。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后余在无锡江南大学，钱生又来问学，仍无定向。及余来台，再见严生，已学有专精。而钱生留大陆三十年来音讯未得，亦每念之。
嘉定距峨嵋仅一日程，余拟乘便往游，适得教育部电召，须赴重庆开会，遂临时决定离嘉定东归。意抗战未遽终了，留蜀尚有年，他日可再来，遂未去。余之来蜀及离去，皆乘飞机。水程未经三峡，陆路未上栈道，又以病胃畏寒，此下遂终未去峨嵋。乃余居蜀之三大憾事。
余之读英文书，仅在苏州一年，获得读《西洋通史》一部。此后遂辍。及去嘉定，重读英文之念犹存怀中，临行只携中英对照本耶稣《新约圣经》一册，朝夕得暇，时加披览，逐条细诵，一字不遗。及离嘉定，此册幸得完卷。转青木关教育部后，此业又辍。然犹幸此《西洋通史》与《圣经》之两部，对余影响实深，精力未为白费耳。
七
教育部为避空袭，迁青木关。此次开会，讨论有关历史教学问题。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来预会。旭生曾从法国汉学家斯本赫定考察新疆后，为中法研究所所长。余在北平屡与谋面，但未深交。会既毕，余因出席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仍留青木关。旭生方读余《国史大纲》，欲相讨论，亦不离去，迁来与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课，旭生留室中读余《史纲》。午后，因夏日西晒，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离室去至郊外，择村间一茶座，坐树荫下对谈，至晚方归。如是以为常。余在讲习会有课一星期，余与旭生作半日讨论者，亦一星期。旭生读余书既完，讨论亦粗完。
一日，旭生忽背诵王船山《读通鉴论》一段，首尾逾百字，琅琅上口。余大惊讶，曰，此来，君未携一书，何从借阅，又背诵如滚瓜之烂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国留学前，幼年熟诵，今追忆及之耳。旭生年长于余，早年留学。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于数十年前所读书，犹能随口背诵。今日一大学生，能翻阅及此等书，已是一大异事。则无怪吾辈两人，此番所讨论，已成为毕生难遇之奇缘矣。
胜利后，余自成都东归，旭生方自昆明回北平，又遇于重庆。旭生健谈，每达深夜不能休。犹忆一夕，余在旭生寓所畅谈，旭生忽视手表曰，夜深矣，我当送君归，留待明日再谈。余笑曰，今夜君乃输了。余每与君谈，余必先乞停。今夜存心要君先乞停，然亦恐此夕之难再矣。两人皆大笑而别。自重庆分手，余与旭生遂未再谋面。今闻其已作古人，余每回念此夕，则犹如昨夕也。
八
余返成都赖家园国学研究所不久，颉刚又去职，赴重庆。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惟亦因其秉性谦和，又乐于汲引之虚心，遂使其交际日广，应接日繁，有日不暇给之苦。又其时生活日清苦，颉刚气体不壮，力不从心，更感不安。其一妻两女，同居园中。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其长女幼年患病，口哑不能言，入盲哑学校。归来侍奉双亲，勤劳异乎常人。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其夫人后因病在重庆逝世。颉刚又续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见。
抗战胜利后，余归苏州，在其家中又获一面。不久，颉刚即去北平。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设法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又闻其新夫人已为颉刚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则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
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
九
余离青木关返成都赖家园，不久，即得教育部来函。告余，余在教育部召开会议中之最后一篇讲辞，刊载报纸，蒋委员长见之，疑余尚在青木关，电话召见。函中嘱余再去。余去函婉辞。翌年一九四二年秋，蒋委员长亲来成都，获两次召见。嗣陈布雷来成都疗病，余见之于其寓庐，偕其夫妇三人同进晚餐。布雷告余，闻委员长有意明年召君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演，君其早作准备。翌年，果来召。时成都重庆交通已日感不便，余搭邮政局车去。黎明前即赴乘车处守候，黑暗中有一人续来，乃同车赴重庆者。互通姓名。其人忽曰，君乃钱先生耶。我读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仰慕久矣。今乃在此见面，非天意安排，不得有此机缘。两人乃畅谈无休。知彼乃在邮政局任职，一路有所查询。车上司机极尽敬礼。中晚两餐，沿途邮政局皆盛宴招待。而余遂见推为上宾。入夜睡眠，床被舒适得未曾有，为余国难期中旅行最所未有之一次。直至重庆始别。惜已忘其姓名，无复向人询问矣。
十
是年春，又折赴遵义浙江大学，作一月之讲学，乃由张晓峰力邀成行。先在北平时，晓峰已邀余去浙大，余未去。又邀张荫麟，亦未去。嗣在昆明，荫麟屡责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谓，君所交膳食费请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荫麟无以答，勉允之。夫妻对食，荫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荫麟遂愤欲离婚，经友人劝，先分居，荫麟乃一人去遵义。患肺病。余之去，荫麟已先在前年之冬逝世矣。
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秉和缪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余于清代诗人尤好遵义郑子尹，常诵其诗不辍。此来惜不能一游其母之墓。余在果育小学时，即知有蒋百里。百里病殁于遵义，余来已不及见。
余尤爱遵义之山水。李埏适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每日必来余室，陪余出游。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数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去。
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像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也。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李埏又言，向不闻先生言及此。即如今日，我陪先生游，已近一月。但山中水边，亦仅先生与我两人，颇不见浙大师生亦来同游。如此好风光，先生何不为同学一言之。余曰，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但书中亦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君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告人彼早年已遍游山水。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君今日，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从师交友，亦当如读书游山般，乃真乐也。李埏又曰，生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乐事。当慎记吾师今日之言。
余在浙大上课，常有农人肩挑路过，即在课室窗外坐地小休，侧耳听课室中作何语。余每忆及王心斋泰州讲学时景象。自思，余今在此，固不如王心斋为农村人讲学，窗外人亦非真来听讲，然果使有王心斋来此，讲堂情形当大不同。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强作此限制也。念此慨然。
十一
余在遵义仅一月，即离去。前在重庆，蒋委员长有意提倡宋明理学家言，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宋元明三朝即就黄全两学案删节，惟有清一代唐鉴所编未及其全，势当另有编造。乃以此事嘱余。余返成都，因此书有时限，篇幅字数亦有限，又不愿草率从事，日夜尽力专为此一书撰稿。立意先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适新识友人彭云生，川人中治理学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恳其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彭君访求特勤，待其一月归，共得二十种左右。清代关学首尾，网罗略尽。并多外间颇少流布者。故余书对关学一部分最所详备。尤于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采其言行，为撰一新年谱，而二曲一生精神为之活跃纸上。自谓为诸学案开一未有先例，亦余此书中最所惬心之一篇。又江西宁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皆藏有其书。余遍加阅览，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问题者，条贯叙述，亦为余此书中惬意之一部分。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钞写。以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一副本，径以原稿寄国立编译馆。明年又去重庆复兴岗，蒋委员长面问此书已完成否，乃知编译馆于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拟俟全稿齐，始依次排印。委员长又亲加催促。但至抗战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则已胜利还都矣。余之《清儒学案》一编，尚未付排，全稿装箱，由江轮运返南京。不期装船头诸箱，有堕落江中者，余稿适亦在内，竟未及捞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长江水底，终饱江鱼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该稿寄编译馆前，由四川省立图书馆之该馆所编图书季刊中，犹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后始读徐世昌所编之《清儒学案》一书，意欲重自撰写，则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
《清儒学案》完成后，又续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得晓峰来信，为其所办之杂志《思想与时代》征稿，嘱余按月投寄。余应其请，遂将《文化史导论》各篇，及续写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论文数篇，络续寄去。此为余自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一新转变。
亦因赖家园处境静僻，不仅离城远，即离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华里之外。孤立在乡野中，四邻皆农村，宾客稀少。研究所诸生，除临时偶有增添外，既无毕业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辈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讨，各自进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团，各安所业。并无规定之课程，只在每周星六下午有一讨论会，每由余主讲一题，约一小时，余乃由诸生各别发问，各别讨论，直到晚餐前始散会。又讨论会每择研究所附近茶店中举行。围坐小园丛树中，借作郊游，备极舒畅。又于星期日赴成都附近诸县邑诸名胜作竟日长途之旅行，以此较之在宜良山寺中一人孤寂独处之环境，又自不同。至余赴齐鲁上课，则每周仅有两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阴悠闲，绝少作无聊之浪掷也。
十二
时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借华西大学校舍上课，其教授罗倬汉，每逢余到齐鲁上课，彼必在图书馆相候。余课毕，即相偕赴江边茶馆品茗闲谈。彼告余，君近治两宋理学家言，但时代不同，生活相异，惟当变通，不能墨守。虽两宋理学家不求富贵利达，但吾侪今日生活之清苦则已远超彼辈当年之上，而工作勤劳又远倍之。姑不论其他，即每日阅报章一份，字数之多，已为从来读书人日常勤读所未有。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华西坝近在成都西门外，西门内有八号花生最所著名。倬汉必购取两包，告余，花生富营养，惟恐消化不易，以浓茶辅之，俾可相济。吾侪此刻一壶浓茶，一包花生，庶于营养有小助。
倬汉方治《左传》，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余为之序。其论清代今古文经学，时有所见。亦为余在蜀所交益友之一。后余过广州至香港，闻倬汉亦在广州，而未获晤面。及创办新亚，曾贻书邀其来港，惜未获同意，后遂不复得其消息矣。
又湖北人严重立三，在黄埔军校任教，北伐为东路统帅。胜利抵杭州，遽告退休，居西湖僧寺中。熊十力亦鄂人，亦同在西湖，常与往来。十力来北平，常告余立三之为人。抗战军兴，立三乃复出任湖北省主席。某年来成都，余特自赖家园进城访之。立三为人严毅清苦，迥异恒常，对政事教育亦具特见。余与谈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深蒙赞许。立三借居一空楼中，对坐畅谈，旁无第三人，尽半日方散。如是不只一次。翌年，立三又来，又与相晤畅谈。惟已不忆及当时晤谈之详情矣。后又闻立三在乡间遭虎噬逝世。斯人诚亦近世一难遇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