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1976
家门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跛脚七仔，1976
跛脚七仔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二哥的兰花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头城老家后院，1976
马祖芹壁村，1979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三十三年前的春节，我随团采访，首度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东引、西引等十个岛屿的马祖列岛隶属福建省，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有如来到异域，见到乡亲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陆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个奇特的小渔村，全部是闽东式的花岗石民房，堆栈在峭壁上，仿佛是电影里的地中海画面。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门口，门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门，就能毫无阻碍地观望福建省沿岸。想问他对岸有没有亲人，可是他只会讲福州话。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因渔业资源渐枯而转为萧条，人口大量移往台湾，没想到如今竟成为度假胜地。会再度造访，是因为跟我学摄影的一位牙医，有天在治疗我的牙齿时，忍不住说：“老师你就休息休息吧，这个礼拜跟我去马祖。”原来，他服兵役时就是在马祖当军医，对这儿特别有感情，跟我学完摄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定期来这一带做研究。
那一趟，不仅跟学生重返芹壁村，还搭船去了东莒岛。当时“聚落保存”观念已盛行，民间、学界携手推动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维护。地方政府投入大笔经费进行老屋再生，闲置空间再利用；艺术界人士开始进驻芹壁，电影及商业广告也经常来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美得像希腊。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难。在地海鲜丰富，就是点个最简单的面条，也只能供应掺鱼浆的“鱼面”。
台北民生东路，1988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迷上正方形构图后，每当看到120相机，我就忍不住想收藏，从复杂的蛇腹到简单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陆看到的“红梅”“海鸥”“长城”，也都兴冲冲地抱回家。拍照要有仪式感时，我用哈苏；街头抢拍则多仰仗体型较轻、快门声较小的禄来。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在台北市区溜达。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开春之际，这面脏脏旧旧、位于民生东路与光复北路交叉口的墙就变得特别迷人，因为夕阳角度刚刚好，会把树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梦似幻。
这堵墙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约百来米，被一家建设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别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围住一片军事基地。国民党来台不久，便于台北市的东、西、南、北各区圈围了占地甚广的军事单位，首善之都快速发展，长长的围墙见证了数十年的变迁，最后都难逃被铲平的命运。
我持续地在这个季节拍这面墙好多年了，说不上为什么会这般痴情，只觉得市民由这面墙下走过，就仿佛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台北的时空中。那天，一位相貌、举止、穿着都别有韵味的老人映入眼帘，从观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后面，会动的影子就像他的过去，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幻引领现实、过往牵动当下的暗喻。
整个军事基地迁走后，剩下的这段墙自然也被拆得一干二净。如今这里已是热闹喧嚣的商业区，秋末冬初，来来往往的人们，影子不知映在哪里？
记忆中的龟山岛
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时，朋友之间见面总会问，想不想去大陆看看？那里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当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回答，祖先虽然是从福建来的，可是我最远只能寻根到头城外海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在沙滩打排球的这些少年，身后浮着的就是龟山岛。拍这张照片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头城镇民一半打渔一半务农，务农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边去，可我们却把它当成秘密乐园，除了在海里戏水，在沙滩打球、追逐、捡贝壳，长大后跟女生约会、跟男生决斗，地点也多半选在海边。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门，1987
一个村落的伤口
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俯瞰众生
那阵子，乡土文学盛行，影响所及，素来爱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的坊间摄影团体也纷纷赶庙会，抢拍八家将、神舆绕境。不同场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识之感。
几个月前，家乡的摄影协会邀我去演说。对把摄影视为休闲交谊、集体出游、在荒郊野外拍漂亮模特儿的活动，我一向不以为然，从不接受类似组织的讲座邀约。年纪大了，心境不同，倒起了一分欢喜随缘、为家乡做点贡献的心思。
到了现场，才发现来听的人大多是初初拍照的发烧友，仅是闻名而来，对我的工作了解不多。幸亏办事人员从网上抓了不少资料，制成PDF在会前循环播放，才让他们对我的创作稍有概念。尽管依旧卖力讲解，还是感觉有点无奈，不知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意外又欣慰的是，这个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及首任会长表示，他拥有我全部的摄影集，并拿出最新的那本——2005年出版的《恒持刹那——证严法师留影》要求签名。会后闲聊时，他笑着透露，三十年前便经常在各地庙会碰到我了。在礁溪二龙村的龙舟赛，大家都在岸上用长镜头，只有一个人比他踩入更深的水域取景。而在西港的烧王船祭典，他以为已经爬到最高处了，抬头一看，有个人爬得比他更高。之后，他便打听我，并一直密切注意我的作品。
北港朝天宫这张由上方朝下拍的照片，是采取了妈祖慈悲为怀、俯瞰众生的视角。来自四面八方的迎神阵头与信徒，挤得有如一群群的蚂蚁。人海茫茫，苦海无边。不知那位老在观察我的摄影同好，当时在不在现场？
云林北港朝天宫，1975
台北新店，1983
时间之舟
一般而言，120相机比35mm的笨重难使，但也有一种轻便的设计，折叠式，大小像口袋书，拉开皮腔便成了造型古怪有趣的正方形构图机器。有一度，德国古董相机蔡司伊康是我的最爱，因为光学设计超群、机械构造简单，就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理。只要皮腔没裂，镜片无霉斑，拍摄效果和新式的昂贵器材差不了多少。不出任务时，我特别喜欢带着这个老古董，一来放松心情，二来也借此摆脱操作相机的固定模式。
看着这张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努力回想，大概是赶了个大早，才有办法拍到学童挤满小舟的场景。船头站的则是挑馊水的村民。新店溪上游水域狭窄，从渡口可清楚地看见对岸人们的活动。有的从斜坡上的竹林蹿出，急忙奔向渡船；有的姗姗来迟，看到人挤，宁可等下一趟。男女老少来来去去，站满小扁舟时，人类本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象就特别强烈！
搬到新店已超过十年，每回晨走都会看见渡船，船身虽已从手钉木材改为一体成形的塑料，但仍然得靠船夫的双手摇浆。两岸之隔不过两百多米，但生活节奏、情调、水平却大不相同。对岸虽多了一间庙、几间民宅，寂寥却一若当年。时间之舟有时也会在某处搁浅，新店渡口的彼岸便是。
我将“蛇腹”相机取出，拉开匣盖，像转瓶盖那样上片，透过小小的红色滤片孔看清底片号码，再调整光圈、速度，推杆上紧快门弹簧，对焦，构图。步骤这么多，却一点也慌不得，只要忘了某一道手续或操作顺序不对，就会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了。幸好没搞砸。
瑞芳金瓜石，1987
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
昔日返乡常走的滨海公路，二十年没路过了。久不开车，回宜兰多搭公交车走雪山隧道，不知金瓜石山下这座建筑空架仍在否？以往经过时总会多瞧几眼，好奇它为何矗立此处。能继续盖吗？完成后又会是什么模样？然而，它始终是那个样子，盘踞着礁岸，面向着大海。似乎是个象征，但究竟为何意？每回它总是突现在前，诡异苍凉，笼罩着悬疑气息。
滨海公路通车之前，有一段只能在山壁与礁石的狭窄夹道间步行。那是从金瓜石到鼻头角的一段，两地渔民平时以船只通航，只有风浪大作时才有人走这段路。前来探幽的外人当然没别的选择，我虽只走过一回，辛苦的程度却至今难忘。
那是刚到《汉声》杂志上班时，为了替“七夕专号”配图，与同事姚孟嘉同行。姚兄骑摩托车载我到金瓜石山脚下，两人找了一家小吃店寄放机车，再各自背上相机、脚架，提着睡袋徒步前行，打算露宿在夜空下，捕捉满月由海平面升起时的镜头。那次的摄影任务并不成功，斜躺在山坡草地上的我们难以入眠，彻夜聊天，心境清朗如星空。
滨海公路通车后，远离尘嚣的这个岬角渔村成为著名景点，纯朴本色为人潮与商业建设吞噬。那天，为了捕捉这位老妇的身影，我勉强将汽车泊在山壁边，尾随了很长一段路才按下快门。老妇的背影仿佛映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而那一格格废弃的框架竟像纪念碑，永恒悼念着逝去的美好时光。
安住身心于当下
老友高信疆找我筹办一本新杂志，杂志虽没出成，但前后一年的全省采风，使我碰上了好多难得的画面。这张在盛夏正午时分所拍的照片，正是为那胎死腹中的杂志所做的一篇报道。在台南县西港作醮随王爷神舆绕境的进香队伍中，这个含着奶嘴、于树荫伞下香甜入睡的幼儿，应该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了。
那次报道我负责拍照，文章则由一位文坛新人执笔。两人一同出差，才让我赫然发现，他对现实环境其实不大感兴趣，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一路上非但不好好观察，还经常溜回村上的一家冰店，一厢情愿地编织与女服务生的奇恋。之后，我又与另一位小说家同行采访，这两次经验让我对文字工作者与摄影工作者的差别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前者善于将幻想化为现实，后者却是将现实化为象征。
进香团的行程为两夜三天，入境邻乡时，天方亮我便一路徒步随行。在那执迷、狂热、带有嘉年华性质的民间庙会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是没拜拜味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数不尽的农夫农妇，个个载着竹骨糊纸的枷锁，以罪民身份自惩，期待消除业障，得到神明的庇佑。纯朴、善良的他们，愚昧无知的一面尽现眼前，令我不忍用相机对焦。
中午时分，队伍解散用餐，信徒各自在路旁的树荫下吃饭团，妈妈们也将一路驮在背上的孩子们放下来歇息。一把洋伞遮护了小宝贝的全身，在这最不能入睡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只有清净无染的赤子方能安住身心于当下！
台南西港，1979
宜兰市中正路，1987
家乡的水肥车
水肥车在市区几近绝迹了，难得回趟宜兰老家，却在火车站附近碰个正着。陈旧秽重的老木桶以及农夫小心翼翼、生怕臭气冲天的污液溅出来的模样，瞬间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从小，我就必须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三分菜园里。锄地、刈菜、掘地瓜都还能忍受，最让我苦楚的，就是挨家挨户地向邻居要馊水养猪、挑粪水施肥。粗贱的小农夫一直是我极力想挣脱的身份，在菜园工作不会被人发现，但挑馊水、粪肥的途中却经常会撞见同学。在那些个年头，我感觉自己就像全身都刺了青，无论如何压低斗笠，从后街小径绕走躲避，却都如同那四处飘散的水肥味儿，老远就会被人发现。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七岁；到了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世间万象，真正的贵贱美丑不能光看表面。许多绚丽堂皇的东西，实质上却在侵蚀着善良美好的根本。就拿水肥车来说吧，为了要不漏不坏不烂、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必定得用上等木料制作；而众人嫌弃的秽物，在几百年的传统农业中维护了土地的生气与养分，在今日被称为有机肥。不臭不脏、效能惊人的化学肥料时兴后，却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最近一次到这条街，是为了参加同乡名作家与市政府合作的百果树红砖屋开幕。这条街几十年来没什么改变，现在却因一位作家回到故乡播种，将文学艺术引进咖啡屋，而开始飘扬着文化气息。作家的养分来自于土地，有成之后回来播种、施肥，让文化在乡土萌芽，真是好事！
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
我在被对象要求之下所拍的照片，要属这幅最特殊。那回，我采访台北市立烟毒勒戒所，工作结束后正要离去，这位接受断瘾治疗的年轻人，忽然羞涩地请我留步：“可不可以帮我拍张背上的照片？我从没看清楚过我的刺青。”
我怔了半晌，迟疑地点点头，他马上利落地解开衣扣，褪去上衣、汗衫，转身背着我站定。囚室窄小，我无法退得够远，只能叫他尽量靠墙，才能拍全他的大半身，以至于他的鼻尖都压上了那面将他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障壁。光线极暗，我起先用小相机加闪光灯，但闪亮利光直射在苍白肉身上的荒诞图绘，以及右腕自残的痕迹上，让我感觉就像是在替犯罪行为做记录，既无情又不忍。于是，我换上了120相机，担心速度太慢会使相机震动，便搁在铁窗的横杆上，效果竟然跟高级脚架一样牢固，一点也不必担心影像会模糊。
这位年轻的毒瘾患者，脸庞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但神情依旧印象深刻，背后的刺青图案也一直无法抹灭，甚至牢房的气味依旧可以追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试着追忆那张脸，有时在台北闹市区走动，偶尔也会突然在陌生的青少年脸上感觉到同样的神情。照片上的刺青鲜明如初，但年轻人正青春的皮肤、肌理，现在应该都已发皱、松弛了；斜躺着的煽情裸女，应该也是个老妇人了。
遗憾的是，照片洗出来后，始终没能交到这位年轻人的手里。看守员催我们离开，连他的姓名我也忘了问。那间勒戒所后来也不再让我们采访了。
台北烟毒勒戒所，1987
迪化街的叮咚声
苏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记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脑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时，听到街上传来的拨浪鼓声，就知道货郎来了。那个年头，家乡的货郎手拉车就像流动杂货店，从油盐酱醋强胃散、胭脂花布绣花线到铁钉菜刀螺丝起子一应俱全，唯独不见小孩爱的糖果饼干，这也是我小时候对货郎兴趣不大的原因。等到会拍照，想记录这个老行业时，它已几近绝迹。
没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见货郎——苏金醋便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么开朗、精神地摇着小鼓。“叮咚、叮咚”，板车由街头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头，脚上永远是那双旧皮鞋。尽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还是那么知足，仿佛还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与自己一起老去的顾客们聊几句，就是福气。但他终究还是歇业了，整个旧时代仿佛因他的消失而结束，街头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来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约半年前，儿子建议老爸老妈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区新营造。到了才发现，除了几家老店铺被整建成现代化商店、咖啡馆，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内涵。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湾各地大搞活动，台北市政府也想借着大稻埕繁华的过往来推广文创产业及观光旅游。看到其中一个标语：“走进大稻埕，就仿佛走进一座历史长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经散布在水门外的一摊摊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货郎苏金醋，要如何谈大稻埕的过去？所谓的历史长廊又在哪里？
台北迪化街，1976
九份，1976
传递乡愁
以前没见过，之后也不曾再遇过像他一样安然适意的邮差，每天在盘踞山头的村庄里爬上走下，穿街拐巷地送信，每一步都踩得踏实又自在。九份因最初来此屯垦的九户人家而得名，因为任何物资都平均分为九份。清光绪十九年（1893）邻近地区发现沙金，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潮，繁华一时，在日据时代甚至建了全台的第一座戏院，名为“升平”。奢侈无度，出金量却节节衰退，升平不到百年，即不得不于1971年停止开矿。有“小香港”之称的金城从此褪色，回复早年的纯朴原貌。
偌大的山城，人走了一大半，空屋处处。苍凉之气如流行病，让守在村里的老人、小孩显得闷闷不乐，只有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出外打拼的儿女、父母返乡时，山村才有了短暂的生气。这位邮差熟悉每家的情况，经常有机会将游子的家书交给孤独落寞的老人，看着他们脸上绽放云开见月的光芒、灿烂如朝阳的笑靥，仿佛他代表了九份子弟返乡探亲。
这个山城我来过不少次，第一回就碰见了这位邮差。之后，曾经招待过几位外国友人来此品茗。那时，当地唯一的茶馆隐在满山石头墙、油布屋顶的山城中，就像珍珠般珍稀又不张狂，哪像现在民宿到处都是，茶馆、礼品店更是多到几乎失控。
算算已有二十多年没去九份了，这位邮差应该早就退休了吧？如今，好好坐下来，凝神聚气提笔写信的人几乎已不可得。电邮、手机简讯满天飞，邮差先生已无乡愁可传递。
苗粟狮头山，1987
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
不知狮头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最后一次去是二十多年前，已有面目全非之感。
我一共到这佛教圣地拜谒过三回。初访的感觉好极了，正如劝我去的友人所言：“十多座不大但肃穆庄严的庙宇，散落在山头的各个角落，让峰峦在灵气之外更添道气。爬山虽累人，但非常值得一游！”那次我在坐落于狮头的善化寺安单，早上被木鱼和梵呗声唤醒，心神一震。第二回投宿于狮尾处霞云洞附近的厢房。榻榻米通铺的木窗一推，氲氤岚气迎面扑来，身心尘垢仿佛都被涤清了。
相隔不过几年，才由狮尾攀登，便碰到一伙伙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呼啸上山，把清修净地当成了飙车场。山上路一开，交通是便利了，空气污染、人为破坏却随之加剧。不少庙宇把原本清幽的寮房隔成一间间小套房，做起民宿生意来。我比较了几家，勉强投宿于狮岩洞，半夜竟有神志不清的女众闹房。整趟旅行的那份难受，真不知从何说起。
隔天经过海会庵，才步入大殿我就呆了。十几年前第一次来，老比丘尼就是这个样子，平平静静，不曾年轻，也没更老。整个场景让人感觉不但她从没离开过这张老藤椅，我也一直在这儿站着。把120相机拿出来，捧在胸前，就像礼敬问讯后的放掌；快门按下的仿佛不是1/25秒，而是十来年的漫长光阴。十多年也不过就是一瞬间。法师坐在门边，虽身处黝暗，却映着户外阳光，让光明雕出生命的轮廓。变与不变，存乎一心。
台北万华乱弹干旦，1978
乱弹戏干旦
庄坤田是本省“乱弹戏”罕见的干旦，扮起戏来像煞了梅兰芳，但生不逢时、缘不由己，上不了殿堂的野台戏，哪能与“国剧”相提并论。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少人意识到他的消失。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上网搜索，关于他的资料只有一句：1952年加入永吉祥戏班。在我拍他时，他已无固定戏班可跟，什么场子缺角，便往那儿靠行。
俗话说“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美味最是五花肉，好看最是乱弹戏。从清代中叶到台湾光复的两百年间，台湾民间最盛行的传统戏曲就属北管戏的乱弹，无论婚丧喜庆或庙会都少不了它的那份喧闹。
“阿坤仔旦”家住台北万华老社区，经常可让我在龙山寺旁的巷内茶馆捕捉到他的身影。日常生活中的他，跟艋舺一带无所事事的闲人没什么两样，懒散中带着豪迈。那天约好去看他上戏；北投丰年的王爷庙酬神，民安戏团上演的剧目是《斩经堂》：潼关守将吴汉决定背叛王莽，追随刘秀，在毁家潜逃之前奉母命杀妻。
身材略嫌臃肿的庄坤田，在后台上妆时，一分一寸地描出女性的妩媚，动作、嗓门也跟着文静起来。等束腰一勒、戏服一穿，出场亮相时的他，已活脱脱地变成了那位温婉、凄切，最后夺刀自刎的王兰英。虽只看过这一回，庄坤田的技艺已让我完全信服。当年没多看几回，如今一想到就懊恼。
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乱弹戏班只剩下台中的新美园。该团班主于2002年去世，之后，台湾便再也没有职业乱弹戏的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