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梅山，1978
梅山部落的“莫”
一查拍摄年代才惊觉，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的儿子当时还没出生，现在却跟照片中的年轻人岁数差不多了！他是布农人的原初居民，整个梅山部落的人都叫他“莫”，而且语带尊敬。
梅山是相当偏僻的所在，我从桃源村步行将近五个小时，才全身湿透地在倾盆大雨之中抵达。路基坍方，好几个月没人来了，专门服务登山客的山庄负责人看到我，还吓了一跳！
“莫”是第二天睡醒之后，到村里走动时遇上的。好多户人家养梅花鹿，我望着这些身型优雅、大眼充满灵性的动物流连忘返，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轻快的脚步声。一个小伙子扛着重重一捆树叶，却依然身手矫健。“这是去山上砍来喂鹿的，”他骄傲地告诉我，“我养的鹿不但最壮，数量也是全村最多的，比其他养殖户加起来还要多！”
“莫”盛情邀我到家里歇脚，还请母亲到附近杂货店买罐头芦笋汁给我解渴。他想去都市打天下，却不得不留在山地：“家里没人手，弟弟在服兵役，父亲和妹妹种不来那块田。不过，到城里也不晓得要怎么生活。我服兵役时去过一位朋友家，好恐怖啊，那么一点点房子要住那么多人，会被憋死的。我们住惯了山地，真不习惯都市空间，转个身都觉得不自在。山地有山地的好处，但实在赚不到钱……”
我忍不住问，“莫”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名字是从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普通人不能乱取。他祖父生前是梅山部落的首领，因此“莫”也是贵族阶级。这一点从他的谈吐、举止中不难看出。
时代变迁让“莫”成了落难贵族。找出这张照片，让我又想起了这位心事重重的年轻人！
突兀的摄影经验
去过多纳几次，就以拍这张照片的经验最为突兀，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在村里走动时，我从没把相机对过这位老妇，因为她的神情有点奇怪，还跟在我后面走了好一阵。最后，她终于忍不住跑来搭讪，可是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因为她只会鲁凯语。猜了半天也没弄懂意思，直到她开始拉我的衣角，指着后方，我才明白，她希望我跟她走。
说老实话，来到她家，我还真有点不安，整个屋子空荡荡地没半个人，只好赶紧站在挂满曝晒衣物的屋檐下，不敢再入内。见我不动，她一手抓起我胸前的相机，另一只手比比自己。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希望我帮她拍张照。我拿起相机测光、对焦，她又摆手、摇头，作势要我等等，随即转身进屋，十来分钟后再出现，已是头面干净，换了一身传统鲁凯人服饰。看来这是她最好的衣服了，说不定还是结婚时的大礼服呢！
她严肃地站着，表情呆板，让我不知如何取景。只不过稍微犹疑，她又猛指着相机催促，我只有捧起哈苏相机，应付式地按下快门。听到快门声的“咔嚓”、反光板落下的“哗啦”，她终于露出笑容，笔直地朝我走过来。见她伸手，我还以为她是要握手言谢，也连忙伸出右手。她却摇头，用手比出数钱的姿势。原来这是一笔生意！她把我当成了观光客，拍照就得付钱。我差点儿没昏倒，但还是按捺住失望，掏出一张钞票。
虽是个不愉快的摄影经历，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把照片放出来。因为老妇的姿态、表现与周遭环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高山族的处境。
高雄多纳，1978
台南西港，1990
庆安宫的王船祭
台湾各地庙会一向受摄影爱好者的追逐，任何摄影比赛中都看得到庙会场景。每回担任评审，所见画面都非常类似，让人搞不清楚到底二十年前拍的和现在拍的有何不同。
我并不擅长拍这样的场面，也不喜欢，因为喧闹有余、虔诚不足。在台湾早年的乡土热潮期，庙会被认为最具本土色彩、最能彰显民间活力。然而，随着旅游观念的盛行，如今它更像是一场绚丽的观光活动，丧失了敬天爱地的酬神胸怀，离信仰与传统愈来愈远。
那年，一位画家好友邀我到他西港老家做客，挑的日子正是三年才有一次的“王船祭”。说起王爷绕境，全台湾最被称颂的就是“南东港，北西港”。东港的东隆宫和西港的庆安宫，无论在场面、声势、历史地位上都独步全台。三年一度的“王船祭”也就是庆安宫“做醮”，整个期间西港万人空巷，宛如不夜城，比过年要热闹几十倍！
西港是本省最穷的地区之一，水质含碱重，连洗澡肥皂都不大容易起泡，饮用水的怪味儿就更不用说了。土地不肥，作物不茂盛，人也容易罹患各种疾病。正因为如此，烧王船、送瘟神等去煞祈福的活动历久不衰。好友在这么穷困的地方长大，却非常上进，以国画扬名宝岛。
其实，早在1974年，庆典的商业气息还不浓时，我就来拍过了。但友人盛情邀约，我也就欣然前往。由于没工作压力，拍得特别轻松，有点像度假，虽拿着120相机，也没特别想抢镜头。直到王船在冥纸堆中燃起，我才想捕捉那位乩童与船头的关系。
乩童面朝船首施展步罡踏斗，我也不得不随着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移动。乩童跟神明联系上了没，我不清楚，倒是觉得我和他之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傀儡线。
台南南鲲鯓，1976
精神折磨
那年去南鲲鯓，是被一位研究民间曲艺的学者拉去的，结果没在庙会里听到可采集的民间歌谣，倒是看到了全省大小庙宇的乩童大会串。
乩童是道教仪式中的一种灵媒，被认为是神明或鬼魂与人类的媒介，多由男性担任，年龄不拘，产生方式据说分为宫庙神明拣选、师徒相传以及自我发功。有研究指出，台湾的乩童，在语源或出处上比较接近东南亚地区的巫术，与道教仪式不太一样。是否属实，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台湾乩童上身的神明多为王爷、三太子、天上圣母、济公，服务项目还包括替收惊，甚至医病。
乩童还有文乩、武乩之分，神明附身时称为“起乩”。文乩大致是手执香支，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帮信众医病、解惑；武乩则主要帮信徒镇鬼安宅，起乩时踏五营步罡，手持双刀，前额见血，以示驱邪破秽。
那天，乩童们有互相较劲的味道，起乩时的自残行为显得变本加厉，仿佛不如此，无法证明自己神力较大。有的人明明看起来就是凑热闹的普通老百姓，受到氛围影响竟也激动起来，衣服一脱、兵器一抡，就直朝自己身上整。
我不想捕捉血淋淋的画面，但身为记录者总得直面事实，不能躲闪，最后决定选择一个视觉上最不刺激的角度。没想到，在乩童侧面凝住的这个瞬间，却产生了另一种效果。斧刃还没跟赤裸的背脊接触，不至于看到肉体折磨，但悬在半空的紧绷感，反而造成了精神折磨。
台南西港，1990
阵头团员
阵头我是从小看到大的。乡下没什么娱乐，就是庙多，每次拜拜都少不了阵头。街坊邻居有喜庆、丧事，也会请他们来助兴、送葬。对乡下人来说，阵头等同于杂耍、特技，有的表演还会夹带荤味，逗得下里巴人哈哈大笑，觉得长见识了。
以前人受过教育的不多，老百姓就靠着民歌、说唱、戏剧来了解历史典故、传统风俗和仪式源由。在台湾的民俗曲艺中，阵头被归为戏剧类，分为文阵和武阵。文阵有车鼓、桃花过渡、牛犁、布马、踩脚跷、大鼓阵、病囝歌、十八摸；武阵有宋江阵、八家将、狮阵、龙阵、七爷八爷。
阵头的音乐结构原始、单调、不断重复，舞蹈动作也简单、拙朴。但不知从何时起，喜爱哗众取宠的人们将乡间庙宇文化与科技结合，美其名为传统技艺融合时代元素，近年流行的“电音三太子”便是个中代表。有人认为这是台湾传统民俗技艺的提升，已达艺术层面，在我看来却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俗不可耐。
我拍过的阵头不多，主要原因是，会拍照后，阵头已跟我小时候看到的很不一样了，细腻成分消失，只剩喧嚣。倒是这两位阵头团员吸引了我的注意，已着好妆的她们，在车鼓阵还没出发前，于棚下稍事歇息。看脸孔就知道，她们是普通乡下人，但阵头锣鼓一响，就会立即化身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两人一抬头一低头，反映了不同心境，也暗示着传统民间文化令人不确定的发展与前途。
盼望收工的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在神明绕境时，通常都走在七爷、八爷之前，后面也许还跟着千里眼、顺风耳，最后才是城隍爷、王爷或是哪位千岁爷。
在我们头城，每年最盛大的拜拜，就数农历正月初六城隍爷圣诞了。年味仍浓，又来了个全镇狂欢，不但会举办城隍爷绕境，殷实人家还开流水席宴请亲朋好友，真是一等一的热闹！镇上最大的开兰路（开发宜兰的路）主要供车辆来往，平时没什么人走动，但每逢这一天，惯走骑楼的民众全拥上大马路。从路头到路尾，挤满了男女老幼和各式各样的阵头。不只城隍庙，其他大小庙宇也会把所供奉的正神请出来游街，街头巷尾都是神明，那个盛况啊！
小时候年年看城隍大仙尫绕境，不觉得有多稀罕。小孩子最感兴趣，而且永远热切期待的，就是牛头马面身上挂的那一大串饼干。饼干的作用，除了让妇女们求回去帮婴儿“收涎”，群众中有小孩被面目狰狞的阴间差役吓哭时，也可赶紧扯下一块哄哄他们。被吓过一次的小孩尝到甜头，之后就是不害怕也故意装哭，在大街吃完，绕到小巷看能不能再搞一块。大人当然比小孩精，谁拿过、谁没拿过，牛头马面都清清楚楚，从不上当。
原以为这个习俗家乡才有，在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大拜拜又碰到牛头马面，忆起童年趣事，不禁拿起相机，按下快门。小时候总觉得他们硕大无比、凶恶万分，没想到长大近看，竟是瘦巴巴地满脸疲惫，颜面油彩糊成一团，仿佛已饿得手脚发软，巴不得阵头快点结束，好收工回家休息。
台北迪化街，1976
静悄悄的戏台
高中一毕业我就离开了故乡，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老家。随着工作渐忙，归期从清明、端午、中秋、春节，渐渐缩减到只有一年一度的围炉。
自己开车后，返乡多走滨海公路，但每回都免不了心惊胆跳。砂石车司机就是路上的危险分子，为了供应大台北地区急速加盖的大厦、公寓，一辆又一辆的重型卡车飞奔至宜兰载运溪谷挖出的石头，再回头一路横行、超车。每次走这条路都得提心吊胆，这也是我少回家的原因。
那年从头城回台北，经过滨海公路旁的大里渔港，只见山脚下的天公庙前搭了个野台戏棚，忍不住停下车来歇歇脚。天公庙本名庆云宫，主供从福建漳州奉请来台的玉皇大帝，成立之初规模简陋，经过将近两百年的整修、扩建，才有了今日的雕梁画栋、广阔殿堂。山门正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视野辽阔、景色壮丽，可远眺龟山岛。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寿诞，前来祈福、还愿的信徒络绎不绝。
我到的时候是中午，戏班成员各自找了位置正在休息。戏台上静悄悄的，戏台下却熙熙攘攘，到处是捧着牲礼、祭品的人们。香客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如戏的海海人生，恐怕比舞台扮演得更扣人心弦。台上总有收场时，台下之剧却永远不会落幕。
比起我们小时候，野台戏是愈来愈简陋了，有时上半身是古装，下半身却露出牛仔裤、皮鞋，耍缨枪的手腕还挂着手表。倒是没见过有人挑剔，只要身段好、唱腔带劲，即使穿帮连连，也照样能得掌声。
我在前台、后台走来走去，也没人管我。大剌剌躺在台上的这位，不晓得待会儿要扮演什么角色。从睡姿、相貌、独占空间的气派看来，应该是将相而非兵卒。
宜兰头城，1989
后台的假寐
后台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戏服箱占满，箱子还兼化妆台、餐桌、道具架。休息的戏班成员一个挨一个，没人能把四肢摊平。膝盖要拱起来，手臂要缩在胸前、搁在头上，尽管局促，却依旧能安然入梦，且维持头套、浓妆的完好。
歌仔戏的发源地正是我的家乡宜兰。它是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发展至今约有一百多年历史，从小戏阶段演变到大戏形式。小戏阶段源自大陆福建漳州一带的“歌仔”说故事，是民众在农闲之际，于大树下、草埔旁的自娱。之后渐渐吸收车鼓小戏的表演形式，用几个简单的角色来陈述故事。大戏则是以小戏为基础，采集民间歌谣乐曲与流传于本岛的其他戏剧表演，融合、演化为成熟的演出形式。
戏剧内容起初多为描述日常生活，渐渐发展成连说带唱地演绎民间故事，如“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但在这个阶段，故事情节十分简单，角色也只有小生、小旦和小丑等。后来结合车鼓戏的表演身段、角色及妆扮，才从说唱故事演变成铺演艺术。
戏班子披星戴月地赶场，早练就了随时随地打盹、进食的本领。那天不知要演几场，演员们妆扮费时，看来得从早到晚顶着浓妆过一天。假寐中的花旦、青衣，戏装已换成了便服，可是从头饰、妆扮上，仍然可以看出谁是夫人、谁是丫鬟。
拍照时，有对小兄妹趴在那儿观望，不知是对我还是对演员们感到好奇。他们的出现，使一张直击的记录照片变得更有想象空间。
宜兰头城，1989
澎湖，1977
澎湖的收惊婆
离开故乡之后，我就只在外岛澎湖看过这么一次“收惊”，至于是哪个渔村倒忘了。收惊婆看来相当专业，既唱收惊歌又贴符，端着印有八卦图的米箩在幼儿身上不停晃动，仿佛神明附身。
收惊在台湾十分盛行，几乎是乡下人生活的一部分。还不大懂事时，总觉得这个仪式神秘又恐怖，仿佛阴间的牛鬼蛇神都在黑暗中虎视眈眈，看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否如规如矩。印象中，担任收惊的好像都是婆婆、妈妈一类的人。
家里兄弟姊妹有九个，食指浩繁，一切开销能省则省，就连“收惊”也是祖母或母亲自个儿来。记得她们会先在客厅神案前对着佛祖、观世音、祖先牌位烧香，掷筊，确定小孩哭闹不休或不吃不喝，是犯了什么冲。接着，得用晒干的稻草梗扎个草人，拿张冥纸画脸，再把小孩的衣服往草人身上套。
帮草人画脸的差事一向由我负责，因为我从小爱画画，被夸上一句“画得真像”，就能乐上大半天。穿好衣服的稻草人，连同一碗插着香支的白米饭，在晚间的一个特定时辰拿到某路口或某条大水沟旁，把饭上的香支抽起就地一插，饭碗倒扣，米饭置地。把稻草人的衣服脱掉，连同冥纸一起烧掉，念念有词，再把空碗、衣服带回家。
年纪稍长之后，自然知道那都是迷信，但又不敢违背母亲，只得毕恭毕敬地随着装腔作势。因为母亲实在是太虔诚了，生怕稍有闪失，儿女就好不了。从头到尾她都会再三叮咛，千万不能怀疑，否则就不灵了！
如今，收惊仪式不但没衰退，对象还包括罹患忧郁症的成年人，甚至还有学者专家抬举它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再探究下去，说不定连我都需要收惊了。
台中，1992
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那年陪法国友人沿台湾东西横贯的公路游览。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大师，在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树》之后，接着想拍的就是石头。台湾最漂亮的石头，当然就是在太鲁阁了。峭壁岩块、溪涧山石，无一不吸引他猛按快门。
过了梨山一路下坡，抵达谷关便进入台中县境。车子开到一片荒郊野外，竟然出现一座小小的火葬场。环境简陋，没有休歇之处，丧家的老老少少都站在焚化炉的附近等着。小孩被抱在大人的怀里，倒是十分安适。
这样的氛围，依稀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自己当时也被人抱过来抱过去。厅堂里挤得满满的，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跪拜、磕头，哭声、碰撞声、嘈杂声不断。当时并不懂得死亡的意思，而是被周遭人的反应给吓坏了，平日亲切慈蔼的人也大哭大叫、面孔扭曲。几天之后，突然感觉家里少了一个人，原来祖父不见了！
祖母过世时我已成年，带着新婚太太回家，整个头七都是在佛经的唱颂声中度过。岁月不饶人，父母先后往生，我自己的小孩也已成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有的人修持一辈子，也不过就是希望能够坦然面对生离死别、爱恨情愁。要无病无痛地往生，得有多大的福分啊！
那位爱拍石头的友人现在已八十多岁了。当年才六十多岁的他爱拍石头，想来是要抓住一些比肉身更持久的存在、求取超越世间纷扰的纯粹之美吧！
一切都会灭，到底什么会留下来？我相信，那应该就是生命的感动。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被什么感动，因而做了一些也能感动别人的好事。所有的这些感动形成一个个善的循环，代代相传，便是不灭。
马祖北竿，1979
马祖地中海的纯朴笑容
我总共只去过两次马祖，第一次是在电视台工作时。一团演艺人员在农历年间到前线劳军，我是随行摄影师，也因为如此，才能踏上一般民众根本不可能造访的军事基地。那年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这个位于闽江口、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列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严密戒备着。
服兵役时，我在运补舰工作，日常任务就是载官兵调防、送粮草物资，很清楚在军事要地绝无可能让相机出现。劳军团自然另当别论。去马祖得搭一天以上的船，冬天浪大，舰艇晃得特别凶。消息发布后，同事们避之唯恐不及，我却喜出望外，主动请命前往。
马祖列岛包括南竿、北竿、东莒、西莒等三十六个岛屿、礁屿，那回在几处跑来跑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竿的芹壁村。聚落雄踞海边，用石块砌成的古厝沿山壁罗列，有青，有褐，有红，景观奇美，真是少见。早年，当地靠着捕虾、晒虾皮，也曾繁荣过，但鱼货渐稀后生计萧条，人口便大量外流了。
我沿着地势爬上爬下，碰见的最快乐的村民就是这位老人，应该也是浪里来去大半生，年纪大了无法出海，便做做家事、烧烧饭。这正是他家厨房门口。我本来在拍建筑，见他走出来朝我直笑，便也顺手按了快门。记得那天风大，冷得要命，我穿着军队发的羽绒长大衣还直打哆嗦，老人却是一件轻松的薄棉袄就打发了。
第二次去是二十多年后，一位曾在马祖当军医的学生邀我重游旧地。专程造访芹壁村，才知它已成了数一数二的外岛旅游胜地，被冠上的称号叫“马祖地中海”。原本脏脏旧旧的矮房经过修建，摇身一变，成了收费昂贵的民宿、餐厅。整个地方已成了度假村，为了观光而存在。多么怀念那纯朴的笑容啊！
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娘娘，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传说宋朝福建湄洲有位孝女，名林默娘，自小有异能，能预知福祸，人称妈祖。三十岁不到，即因飞身入海拯救遭逢船险的父兄而往生。遗体随海漂流至闽江口附近的小岛，被渔民打捞上岸，葬于南竿海边。小岛因而被称为妈祖岛，后来改为马祖。
南竿是马祖列岛的首善之区，面积最大，也是连江县的行政、经济、交通以及军事中心。1949年后马祖地区被军方列管，提供驻军消费的商业、服务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记得我第一次造访时，就明显感觉南竿商业气息较浓。
相较起来，北竿一直像个乡村，南竿却早就具备了市镇规模，街上有许多小店面，专卖特产给休假、退役的回台阿兵哥。最有名的就是马祖老酒，除了直接喝，加点老姜、红糖，温热着喝又是另外一番风味。记得裁缝店与洗衣店也特别多，专门伺候不会缝衣、补扣或懒得洗衣服的阿兵哥。理发店当然也不少。
忘了这张照片是在南竿的哪个村拍的，但从墙面糊水泥、窗户装栏杆，可以知道这儿的居民经济条件较好，有防小偷的必要了。这位着传统服饰的老太太应该有七八十岁了，从屋里步出时拿着一双厚毛袜，一路摸索着挂在窗台上，似乎希望快点晾干了好换上。看动作极可能是眼盲，但她却知道我在、明白我想干吗。听到我的相机快门声，不但没生气，还挺起脊梁站好，微笑地让我拍下这张照片。这也成了我对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马祖南竿，1979
十字路口的按摩师
那天傍晚，我跟着这位年轻盲者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行走速度跟明眼人差不多，尽管周围车流繁忙，却一点没受惊扰，行动也无丝毫犹豫，可见是他熟悉的区域、常走的路线。
这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此地从清末开埠以来，就是商机蓬勃、人文荟萃之地，各项服务业均活络，按摩也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应该就是按摩师，正应邀去为顾客服务。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每天晚上入睡前，总会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开往台北的末班火车汽笛，另一个就是盲人按摩师的笛声。三孔短笛音色悠扬，回荡几次后，空荡荡的街头便会出现一个沙哑苍凉的叫喊声：“抓龙（按摩）喔——抓龙喔——有人要抓龙呒——”
早年，在台湾从事按摩业的均为视障者。当时没电话，他们就靠吹笛在大街小巷招揽生意，在人口较多的城市，每位师傅还有自己的独特曲调，以便熟客辨识。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按摩这一行非常辛苦，有时在街上走个一整天也接不到半趟生意。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光业兴起，按摩业者才开始与旅馆合作，到各房间为来自欧美及日本的游客服务。
我喜欢拍盲人，总感觉他们用“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眼”看到的多，而且更有深度。这位年轻人虽见不着我，却知道我在跟踪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想要闪躲的姿态。我赶紧离他远一点，在几公尺外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着，观察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还真是厉害，竟然能分辨出是红灯，不慌不忙地立在路口。终于等到了拍摄的最好时机。我按下快门，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敬意与祝福。
台北迪化街，1978
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
老妇的眼睛还好，但因手拿拐杖，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瞎子。她其实是在闭目养神，因为等野台戏开演，时间一久居然睡着了。老年人虽然来日不多，却仿佛有的是时间，什么事都不急，可以从早等到晚，就为了看一出戏。是特别喜爱的戏呢，还是任何一出戏？我对戏不感兴趣，对这老太太却特别注意。
这是个很穷的乡下，但她的衣服跟裤子都很新，料子也很好，显然是当地的好人家。右手腕的金镯子紧箍，看来是当年出嫁时，按年轻纤细的手臂打造的。左手腕的玉镯就比较松了，戴上时应该年岁已大，说不定还是儿女孝敬的。为丈夫、家庭、子孙辛苦付出一辈子，终于能过上悠闲日子了。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将参与评审的一组摄影比赛作品放映给学生看，主题是临终老人的处境。一位女同学竟说：“我好讨厌看到这种东西，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不美好！”我听了心中一惊，因为这不只是老或少、美或丑的问题。“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则，就像“成住坏空”是物理定律，“生住异灭”是心思轮回。任何存在都必定要历经衰退、湮灭的过程，学艺术的人，若是一味追求肤浅的表象之美，又怎能创作出有智能、具生命力的作品？
拍这张照片时，我正值英姿焕发之年，如今已被称为老先生。但我依然有梦想，还在勤快地拍照、写文章，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从没老过，而且越活越乐观。人生是苦是福，端赖面对现实的态度，躲避只会导致痛苦，坦然接受才能化苦为甜、轻安自在。
我以前光会拍照，不懂这些道理，但现在终于明白了。毕竟是年纪大了。
台南，1978
台北福隆，1980
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每次看到有人在风景区留影，我就会特别注意他们找的是哪些地方、选什么背景，心想，多年后，这些人光是凭风景标的，就能忆起那天的美好时光。一对新婚夫妻与几位年轻人相遇，彼此交谈甚欢，互相为对方拍照留念，而在他们身后的我也按下了快门，为此情此景存证。
福隆是台北县最南的乡镇，紧邻我的老家宜兰县头城镇，是我很小就一直想去的地方。四叔家最醒目的那面墙，就挂着他们全家到福隆游玩的照片。夏天在沙滩、在水里，所有人露出的那种欢畅的笑容，让我每次看到都羡慕得不得了，多么希望我们全家也能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头城也有海水浴场，可是父母严禁小孩靠近海，三令五申那是凶险之处，我们只有瞒着偷偷去。长大后才想透，我羡慕的其实不是到福隆戏水，而是能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家族之中，就以四叔见识最广。他长得像克拉克·盖博，也留着跟这位大明星一模一样的油亮发型与小胡子，笑起来可迷人了！在镇公所当民政科科长的他，不但给四婶开了镇上的首家小百货行，也是头一个拥有自用照相机、摩托车的。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那严禁聚众的年代，每周五晚上呼朋唤友地偷偷开舞会。我对西方文明的热望，火苗正是他点燃的。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四叔的相机是Yashica 120。他拍了许多戏水的照片，找了一个大相框，把一张张的小印样，像马赛克那样拼成一幅大图。小小的福隆被他这么一搞，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欢乐的海水浴场。
拍这张照片时，福隆海水浴场正歇业，冷冷清清的。蹲着拍照的新郎官用的是135相机，从手持机器的姿势看来，似乎蛮有经验。而我，捧着120相机站在他背后，在按下快门时忍不住想，四叔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画面。
苗栗狮头山，1987
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
那天算是教学兼郊游，我带着七八位暗房工作室的学员去苗栗狮头山拍照。这群游客见到我们，开心雀跃的模样，还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
此山海拔四百九十一米，为台湾小百岳之一，也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佛教、道教胜地，早在1895年便有佛教僧侣利用现成的天然岩洞创建“狮岩洞”，后来陆续兴建的庙宇更是遍布于前山的“狮头”、后山的“狮尾”。
山上有许多著名大寺，这是哪一座我倒给忘了，只记得这些大人、小孩不在大殿前，而是在侧厢守候着。一群人由十五六个家庭组成，由年龄看来，应该是老同学聚会，很可能当年毕业旅行时，就是在这儿拍的纪念照。
看到我们一行抵达，而且人人胸前都挂着相机，他们仿佛看到了救星，说就是盼望有会摄影的人出现，因为想要人人都被拍到，一个也不能漏。
一位向来热心的学生不但答应帮忙，而且拍得可认真了，频频指挥怎么站、怎么坐。遇到这样的场面，许多人可能只会应付应付地随便按几下快门，这位学生却体贴地为一个难得的团聚留下美好纪念。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我心生赞许，也在他身后按下了快门。
事隔二十六年，回忆当日情景，不禁感慨。如今学生们各奔四方，有的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有的则是迫于环境、后继无力，甚至不得不放下热爱的兴趣。想到前一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抵达高雄静思堂时，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着拍照，突然被人扯了一下臂膀。原来有位学生特地跑来等我，看了看他递上的名片，当年还是业务员的他，如今已是常跑国际的企业老板了！
澎湖吉贝屿，1990
两个世界
这些孩子如今不知在哪里。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二十多年，唯一参加学生毕业旅行的那次，就是到澎湖吉贝屿。整个小岛只有我们师生十多人，大部分学生都换了泳装下水，我则是打着赤脚，卷起裤脚四处走动。
身上带着相机，就会想捕捉些什么。平坦的沙滩上，除了涛声，就是这些孩子的欢笑。望着他们，我不禁想到，曾有人调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和起薪，艺术系是出路最差的科系之一。入社会之后，活力充沛的他们，到底还有多少能待在艺术领域、坚守创作之路？
教书这么久，我很清楚，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都进了不相关的行业，在校园的多年所学，只是替日后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感品位。奇怪的是，社会上许多有成就、受瞩目的艺术家，却不见得都是科班出身。
沙滩上的小情侣聊着毕业后找工作的事，两个男生则是玩兴不减，等着浪潮涌上来打水漂。这样的场景，若是用135长方形构图，很容易就会使人拍成一前、一后的两张照片。而用120相机的正方形构图，就会把原来看似不相干的独立事件框在一起，形成两者之间的微妙牵连。一个是责任与牵绊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自由与理想的心灵梦土。
我们所有的人，不也时时摆荡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台北沙仑，1999
误入禁区
那阵子，台北沙仑海水浴场已关闭很久，整个环境有种苍凉感。会去那儿，是因为在学生作业里经常看到他们在附近拍的影像。那些海滩、沙丘、防风林以及早年海防部队留下的岗哨、禁止进入的铁丝网围篱，无不充满了超现实的意象，让我打定主意，哪天开车经过，一定要拐进去看看。
谁知见到的场景与我想象的不同。那是个夏日午后，整个地方干净得让人惊讶。竖有“禁止游泳”标志的岸边，有不少人在日光浴。一具具抹得油亮亮的古铜色躯体充满青春的野性，但在这荒芜之地却显得特别诡异。
在我镜头前的这位男子，为了防晒，整个头部用白巾包起，身体躺着，手臂却随着耳机中的音乐，在半空中舞动。整个人如痴如醉，仿佛云游到了另一个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继续朝前走，感觉有些异样。怎么没有妇女、小孩、老人呢？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误入了禁区！白先勇小说《台北人》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浮现，只不过背景并非入夜后的台北新公园，而是换成了光天化日下的沙仑海水浴场。
后来才晓得，这其实是块危机四伏之地，早年曾发生过鲨鱼噬人事件。虽然也曾有过日进斗金的风光阶段，后来却因水质恶化、海流凶险、时有游客溺毙而停业。尽管被列为全台十大危险海域之一，却依然有民众涉险硬闯，浴场荒废后，不但成了天体营、男同志乐园，也吸引了不良分子聚集滋事。
所幸，新北市政府已于2012年拆除岸边旧建筑物及棚架，计划将该处打造成文创产业园区。届时的沙仑，应该又可以去走走了。
台北金山南路，1990
时间、空间的线索
这是台北闹市区一条非常平凡的走廊，建筑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看起来不像房屋，只像一堵墙。近七十年来，台北市容变化剧烈，但某些角落依旧保有日据时代的痕迹，仿佛是个还没复原的伤疤。
早年的台北有不少日式房屋，日本人撤离后，这些房产就大多成了政府的仓库、办公室、员工宿舍。但有些地方让人永远搞不清它的用途，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明明是间房，原有的窗户却被封死；屋顶还是日式旧屋瓦，砖墙却被粗率地敷了一层水泥，仿佛想掩盖什么。
这个角落平凡到不可能吸引任何拍照的人，因为看不到任何关于时间、空间的线索。碰不到它的内在，也就无法得知它有过的沧桑。可是，我却被那天的光线迷住了。马路旁的两个交通号志牌，一长一圆映在墙上，很简单的线条，仿佛是时间之窗、空间之洞，只要知道通关密语，便可走进另一个世界。
一位穿着整齐、头脸光鲜，显然刚从理发院出来的男子行过，面容、表情、衣着、姿势都告诉我，他是随国民党来台的。120相机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镜，我就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圆形号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仿佛过去、现在、未来都与这神秘时空产生了某种关系。
这是一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以心映景
通常，在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后，我就会像一个溺水者，刚得救上岸，暂时不会想再下水了。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收相机、转移思绪。但这位男子从我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的影子却留在了墙上，仿佛不愿离去。这岂不是比前一个画面更有意思？像是一个不知身份、性别、年龄的人正要走进时间隧道，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奔向未来？我毫不犹疑，赶紧上片，构图，按快门。
摄影生涯这么多年，我一向忠于事件的记录、时代的见证，不愿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象。这样的摄影手法也许会被认为平淡无奇、不够创新，取材老是绕着平凡人间的小人物打转。可我自己从来没感觉到重复，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随着年纪增长，时时都在对我展露新的意义。
时代脚步是那么快，社会变化是那么大，可我总是会在变貌之中看到不移的价值。有些东西会因时间而蒙尘，可是当你无意之间把它擦亮，它就会发出任何新事物没办法拥有的璀璨。因为它经过岁月浸润、世事打磨，随时准备着向有幸遇见他们的人，轻语生命的感悟。
当年，在工作时，我会仰仗轻便、准确、利落的135小相机。《正方形的乡愁》中所有照片，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因为120相机机身大、操作较不方便，观看时自然而然会放慢动作、放松心情，快门也按得比较从容。
我的摄影从土地出发，生活起居却没离开过城市。四十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的创作与生活已愈来愈能同步，从前两者是平行的双轨，现在却能合二为一。年轻时，相机在跋山涉水、寻幽探古、行走远方时才用得着；如今，就在居家周围，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摄对象，因为更多时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观物了。
宜兰头城，1978
龟山岛的召唤
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一带，有几个景点可让故乡头城的田畴景致一目了然。不过，想拍张理想照片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度与光线哪有可能随时配合我！
我总共就拍过这么一回，结果不甚满意，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重拍，每次返乡经过，天公总是不作美。然而，随着土地的日渐开发，这帧照片却显得稀罕起来。大片田畴被挖成一洼洼鱼塭，镇上与郊外的农地上杂乱无章地盖起高楼。记忆中的家乡，只存在于影像中。
远方的龟山岛原是隶属头城镇的一个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从大陆移民到岛上的七户人家的后代，都姓蓝。龟山岛正是我们阮家的故乡，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乡。
龟山岛很小，面积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时期，居民也不过百来户。1975年，岛上只剩三十户人家，而这些岛民不是阮家近亲，就是我们的远戚。那一年，岛民依惯例在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便陆续迁至对岸的大里港。1977年，龟山岛已无人定居，整个成了军事管制区，直到台湾当局提倡观光，才于2000年有条件开放，主打航海登岛的生态旅游。
我只在初中去过一次龟山岛，夜里总听到一种怪声音。拍了这张照片后，渐渐借它望乡，有时看着看着，就仿佛闻到了从岛上飘来的硫黄味，听到那圆滚滚的球状卵石，被海浪冲上来又卷下去，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乡愁不再狭隘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机拍了几张杂志要用的商场店铺特写后，我便取出包包里的120相机，拍下这张宽景。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台北中华路，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