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词学名词释义
（一）词
“诗词” 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 ，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 ，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 。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 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它原来就是“辤” 字。这个字，古籀文写作“
” ，省作“辤” ；后来写作“辭” （现在简化为“辞” ），汉人隶书简化为“词” 。所以，“诗词” 本来就是“诗辞” 。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 不等于“诗辞” 了。
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诗经》中的三百〇五篇，都是诗。诗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诗经》中的诗，其实也都可以歌唱，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楚辞” 就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因为它是楚国人民中流行的歌辞。其实，如果从文学的观点定名，楚辞也就是楚诗。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 字。魏晋时代，有白纻辞、步虚辞、明君辞等等。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为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柘枝词、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三阁词，这一切“词” 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还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我们在《花间集》的序文中知道，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 ，表明这是《菩萨蛮》曲子的歌词。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 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 黄庭坚词序云：“坐客欲得小词。” 又云：“周元固惠酒，因作此词。” 苏东坡词序云：“梅花词和杨元素。” 又有云：“作此词戏之。” 类此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不是指一种文学形式。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馀” 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 、“长短句” 或“近体乐府” ，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馀” 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馀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馀》，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馀专集，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馀》，后又改名为《清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 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词” 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 字写作“辞” ，而把“词” 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学形式。
（二）雅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夫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作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词，就代表了早期的士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子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叔原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晁天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 。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 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 。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 。这表示他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可之失在诙谐，辛稼轩之失在粗豪” ，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 。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黄昇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 。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 。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 。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不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 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乐播之教坊，……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 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 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灼《碧鸡漫志》云：万俟詠“初自编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 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 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 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 或曰“艳词” 。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兴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鲖阳居士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庵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以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馀” 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 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 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 ，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 ，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三）长短句
有些辞典上说“长短句” 是“词的别名” 。或者注释“长短句” 为“句子长短不齐的诗体” 。这两种注释都不够正确。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所谓“长短句” ，这“长短” 二字，有它们的特定意义，不能含糊地解释作“长短不齐” 。
杜甫诗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计东注云：“长句谓七言歌行。” 但是杜牧有诗题云：“东兵长句十韵。” 这是一首七言二十句的排律。又有题为“长句四韵” 的，乃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还有题作“长句” 的，也是一首七律。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他自己在序中称之为“长句歌” 。可知“长句” 就是七言诗句，无论用在歌行体或律体诗中，都一样。不过杜牧有两个诗题：一个是“柳长句” ，另一个是“柳绝句” ，他所说“长句” 是一首七律。这样，他把“长句” 和“绝句” 对举，似乎“长句” 仅指七言律诗了。
汉魏以来的古诗，句法以五言为主，到了唐代，七言诗盛行，句式较古诗为长，故唐人把七言句称为长句。七言句既为长句，五言句自然就称为短句。不过唐人常称七言为长句，而很少用短句这个名词，这就像《出师表》、《赤壁赋》那样，只有后篇加“后” 字，而不在前篇上加“前” 字。元人王珪有一首五言古诗《题杨无咎墨梅卷子》，其跋语云：“陈明之携此卷来，将有所需，予测其雅情于隐，遂为赋短句云。” 由此可知元代人还知道短句就是五言诗句。
中晚唐时，由于乐曲的愈趋于淫靡曲折，配合乐曲的歌诗产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这种新兴的诗体，当时就称为“长短句” 。韩偓的诗集《香奁集》，是他自己分类编定的，其中有一类就是“长短句” 。这一卷中所收的都是三五七言歌诗，既不同于近体歌行，也不同于《花间集》里的曲子词。这是晚唐五代时一种新流行的诗体，它从七言歌行中分化出来，将逐渐地过渡到令慢体的曲子词。三言句往往连用二句，可以等同于一个七言句；或单句用作衬字，那就不属于歌诗正文。故所谓“长短句” 诗，仍以五七言句法为主。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 这里，胡氏告诉我们，他所见宋元旧本唐人诗集，常有“长短句” 一类。我曾见明嘉靖刻本《先天集》，也有“长短句” 一个类目，可知这个名词，到明代还未失去本意，仍然有人使用为诗体名词。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云：“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这一段话，作者是要说明宋词起源于唐之长短句，但这里使用的两个“长短句” ，我们应当区别其意义，不宜混为一事。因为唐代的长短句是诗，而所谓“本朝尽为此体” 的长短句，已经是五代时的“曲子词” 或南宋时的“词” 了。
晏幾道《小山乐府》自叙云：“试续南部诸贤绪馀，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 又张镃序史达祖《梅溪词》云：“况欲大肆其力于五七言，回鞭温韦之途，掉鞅李杜之域，跻攀风雅，一归于正，不于是而止。” 这两篇序文中都以“五七言” 为词的代名词，晏幾道是北宋初期人，张镃是南宋末年人，可知整个宋代的词人，都知道“长短句” 的意义就是五七言。
但是，直到北宋中期，“长短句” 还是一个诗体名词，没有成为与诗不同的文学形式的名词。苏轼与蔡景繁书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 陈简斋词题或曰“作长短句咏之” ，或曰“赋长短句” ，或曰“以长短句记之” 。黄庭坚词前小序用“长短句” 者凡二见，其《念奴娇》词小序则称“乐府长短句” 。以上所引证的“长短句” ，其意义仍限于五七言句法，而不是一种文学类型。特别可以注意的是黄庭坚作《玉楼春》词小序云：“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 因为《玉楼春》全篇都是七言句，没有五言句，所以他说“乐府长句” ，而不说“长短句” 。如果当时已认为“长短句” 是曲子词的专名，这里的“短” 字就不能省略了。
从唐、五代到北宋，“词” 还不是一个文学类型的名称，它只指一般的文词（辞）。无论“曲子词” 的“词” 字，或东坡文中“颁示新词” 的“词” 字，或北宋人词序中所云“作此词” 、“赋墨竹词” ，这些“词” 字，都只是“歌词” 的意思，而不是南宋人所说“诗词” 的“词” 字。
词在北宋初期，一般都称之为“乐府” ，例如晏幾道的词集称为《小山乐府》。但乐府也是一个旧名词，汉魏以来，历代都有乐府，也不能成为一个新兴文学类型的名词，于是欧阳修自题其词集为《近体乐府》。这个名称似乎不为群众所接受，因为“近” 字的时代性是不稳定的。接着就有人继承并沿用了唐代的“长短句” 。苏东坡词集最早的刻本就题名为《东坡长短句》（见《西塘耆旧续闻》），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宋刻本。绍兴十八年，晁谦之跋《花间集》云：“皆唐末才士长短句。” 而此书欧阳炯的原序则说是“近来诗客曲子词” 。两个人都用了当时的名称，五代时的曲子词，在北宋中叶以后被称为长短句了。王明清的《投辖录》有一条云：“拱州贾氏子，正议大夫昌衡之孙，读书能作诗与长短句。” 这也是南宋初的文字，可知此时的“长短句” ，已成为文学类型的名词，而不是像东坡早年所云“长短句诗” 或“乐府长短句” 了。只要再迟几年，“词” 字已定型成为这种文学类型的名称，于是所有的词集都题名为“某某词” ，而王明清笔下的这一句“能作诗与长短句” ，也不再能出现，而出现了“能作诗词” 这样的文句了。
（四）近体乐府
在先秦时期，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辞（词），所以诗即是歌。从其意义来命名，称为诗；从其声音来命名，称为歌。不配合音乐而清唱的，称为“徒歌” ，或曰“但歌” 。汉武帝建置乐府以后，合乐吟唱的诗称为“乐府歌辞” ，或曰“曲辞” 。后世简称“乐府” 。从此以后，“诗” 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与“歌” 或“乐府” 分了家。
魏晋以后，诗人主要是作诗，也为乐曲配词，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这时候，“乐府” 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乐府诗” 这个名称。初唐诗人所作“饮马长城窟” 、“东门行” 、“燕歌行” 等等，都是沿用古代乐府题目（曲名）拟作的歌辞，事实上是乐府诗，而不是乐府，因为它们都无乐谱可唱。
盛唐诗人运用乐府诗体，写了许多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诗，但他们不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创造新的题目，例如杜甫的“兵车行” 、“丽人行” 和“三吏” 、“三别” 等，这一类的诗，称为“新题乐府” 。后来，白居易就简化为“新乐府” 。新乐府也还是一种诗体，而不是乐府。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唐代诗人集中的所谓“乐府” ，几乎全不是乐府，而是乐府诗。有许多真正配合音乐而写的绝句和五七言诗，例如《凉州词》、《促拍陆州》、《乐世》、《何满子》等，却从来不被目为乐府，而隶属于绝句或长短句。
北宋人把《花间集》、《尊前集》这一类的曲子词称为乐府，这是给乐府这个名词恢复了本义。晏幾道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这是“曲子词” 以后的词的第一个正名。欧阳修的词集标名为“近体乐府” ，这是对晏幾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为旧体乐府都是诗，形式和长短句的词不同，故定名“近体乐府” ，以资区别。但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第一卷中有“乐语” 和“长短句” 两个类目。“乐语” 不是曲子词，而“长短句” 则是曲子词。由此看来，欧阳修本人似乎还以“长短句” 为词的正名，而“近体乐府” 则为包括“乐语” 在内的一切当代曲词的通称。到南宋时，周必大编定自己的词集，取名曰《平园近体乐府》。这时候，“近体乐府” 才成为专指词的名词。
但是，“近体” 的“近” 字，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概念。宋代人所谓“近体” ，到了元明，已经不是“近体” 而成为古体了。元人宋褧的词集名曰《燕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词集名曰《桂洲近体乐府》，这都是盲从了宋人，没想到元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北曲；而明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南曲。词已不是新兴歌词形式，怎么还能说是“近体乐府” 呢？
我们应当说，“近体乐府” 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当时“词” 这个名称还未确立，所以不能说“近体乐府” 是词的别名。
（五）寓声乐府
《花庵词选》记录贺方回有小词二卷，名曰《东山寓声乐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长沙坊刻本《百家词》，其中有贺方回的《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寓声乐府” 这个名词大约是贺方回所创造，用来作他的词集名的。后人不考究其意义，以为“寓声乐府” 也是词的别名，这就错了。
陈直斋解释这个名词云：“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 朱古微云：“寓声之名，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 此二家的解释，大致相同，都以为按旧有词调作词，而不用原来调名，在新作的词中摘取二三字，作为新的调名。但这样解释，对“寓声” 二字的意义，还没有说明。我们研究贺方回用这两个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创造了一支新曲，而寓其声于旧调。也就是说，借旧调的声腔，以歌唱他的新曲。陈、朱两家的解释，恰恰是观念相反了。苏东坡有一首词，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令秀兰歌以侑觞。” 他这首词，题名《贺新凉》，而其句法音律，实在就是《贺新郎》。根据东坡小序，则我们应该说是以贺新凉新曲寓声于旧曲贺新郎，不能说是把《贺新郎》改名为《贺新凉》。如果说贺方回的词都是改换了一个新调名，那么“寓声” 二字就无法解释了。王半塘（鹏运）以为贺方回的“寓声乐府” ，和周必大的词集题名“近体乐府” ，元遗山的词集称“新乐府” ，同样都是用来与古乐府相区别（“所以别于古也” ）。这是根本没有注意贺方回用这个语词的本意，所以朱古微批评他“拟于不伦” 了。
今本贺方回的《东山词》中，有寓声的新曲，亦有原调名。据黄花庵的选本，似乎二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中，并不都是以新调名为题，也有用原调名的。花庵选录贺方回词十一首，都没有注明新调名。现在根据别本，可知《青玉案》为《横塘路》的寓声曲调，《感皇恩》为人南渡的寓声曲调，《临江仙》为《雁后归》的寓声曲调，其馀八首就不知道是新调名抑原调名了。据《直斋书录》所言，似乎他所见三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都是新曲，然则贺方回的词恐怕未尽于此三卷。元人李冶《敬斋古今
》谓“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琼枝者云” ，又好像贺方回的词集名《东山乐府》，而其“别集” 中所收则为“寓声乐府” 。今其书不传，无可考索。
贺方回的词，现在仅存两个古本。其一为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残宋本《东山词》上卷。此本曾在毛氏汲古阁，但没有刻入《宋六十名家词》。清初，无锡侯文灿刻《十名家词》，其中贺方回的《东山词》一卷，即用此本，所以实际上是宋本《东山词》的上半部。其二是劳巽卿传录的一个鲍氏知不足斋所藏的《贺方回词》二卷。此本中有用新调名标题的寓声乐府，也有用原调名的。其词也有与残宋本《东山词》上卷重出的，例如《青玉案》一首，两本都有，《东山词》标名横塘路，下注《青玉案》；鲍氏钞本标名《青玉案》，而不注异名。如是则在残宋本为寓声乐府，在鲍氏钞本则不算寓声乐府了。鲍氏钞本中有《罗敷艳歌》、《拥鼻吟》、《玉连环》、《芳洲泊》等十六调，其下皆标注原调名，可知它们也是寓声乐府，但这些词均不见于残宋本，或者也可能在下卷中。又鲍氏钞本中有《菱花怨》、《定情曲》二词，皆从本词中拈取三字为题，可见也是寓声乐府，但题下却没有注明原调名。从这些情况看来，这两个古本并非同出于一源。鲍氏所藏钞本，来历不明，疑非宋代原编本。因为历代诗文集用作家姓字标目者，大多是后人编集之本。宋代原刻贺方回词，决不会用《贺方回词》这样的书名。
清代道光年间，钱塘王迪，字惠庵，汇钞以上二本，合为三卷。以鲍氏钞本二卷为上卷及中卷，以残宋本《东山词》上卷为下卷。又以同调之词并归一处，删去重出的词八首，又从其他诸家选本中搜辑得四十首，编为《补遗》一卷。全书题名为《东山寓声乐府》，这是贺方回的词经残佚之馀的第一次整理结集。但王惠庵以为贺方回所有的词都是寓声乐府，又以为贺方回的词集原名就是《东山寓声乐府》，因此，他采用此书名而自以为“仍其旧名” 。
光绪年间，王半塘四印斋初刻贺方回词，采用了《汲古阁未刻词》中的《东山词》（这就是残宋本《东山词》上卷），又将自己辑录所得二十馀首增入。又以为《东山词》这个书名是毛氏所妄改，因此也改题为《东山寓声乐府》，“以从其旧” 。此外，王半塘又不说明此书仅为宋本之上卷，于是，这个四印斋刻本出来以后，一般人都不知道有一个残宋本《东山词》上卷。过了几年，王半塘才见到皕宋楼所藏王惠庵编辑本，于是从王惠庵本中钞补百馀首，编为《补钞》一卷，续刻传世。这样一来，非但残宋本和鲍氏旧钞本这两个古本贺方回词的面目不可复见，连王惠庵的编辑本也未获保存。《四印斋所刻词》中，贺方回词的版本最为可议，这是王半塘自己也感到不愉快的。
以后，朱古微辑刻《彊村丛书》，关于贺方回的词，采用了残宋本和鲍氏钞本，都保存它们的原来面目。卷末附以吴伯宛重辑的《补遗》一卷，又不用“东山寓声乐府” 为书名。这样处理，最为谨慎，可见朱古微知道贺方回的词并不都是寓声乐府，而“寓声乐府” 也并不是词的别名。
南宋词人张辑，字宗瑞，有词集二卷，名《东泽绮语债》。黄花庵云：“其词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 这部词集现在还有，用每首词的末三字为新的词调名，而在其下注明“寓×××” 。这里作者明白地用了“寓” 字，可知也是寓声乐府。作者之意，以为他所创的新调，寓声于旧调，所以是向旧调借的债，故自题其词集为“绮语债” 。《彊村丛书》所刻本，删去“债” 字，仅称为《东泽绮语》，大约朱古微没有注意到这个“债” 字的含义。
（六）琴趣外篇
陶渊明有一张没有弦的琴，作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问他：“无弦之琴，有何用处？” 诗人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这是“琴趣” 二字的来历，可知琴趣不在于音声。后人以“琴趣” 为词的别名，可谓一误再误。以琴曲为琴趣，这是一误；把词比之为琴曲，因而以琴趣为词的别名，这是再误。宋人词集有名为“琴趣外篇” 的，现在还有六家：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晁端礼、赵彦端。此外，叶梦得的词集亦名为“琴趣外篇” ，可是这个集子后来已失传了。所有的“琴趣外篇” ，都不是作者自己选定的书名，而是南宋时出版商汇刻诸名家词集时，为了编成一套丛书，便一本一本的题为某氏“琴趣外篇” 。于是，“琴趣外篇” 就成为词的别名了。
名义琴曲本是古乐、雅乐，在音乐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庾信《昭君辞》云：“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 可知以琴曲来奏胡笳曲，非变不可。李治《敬斋古今黈》云：“诸乐有拍，惟琴无拍，只有节奏，节奏虽似拍而非拍也。前贤论今琴曲已是郑卫，若又作拍，则淫哇之声，有甚于郑卫者矣。故琴家谓迟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 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琴是上古的乐器，所奏的乐曲，当然很原始，其时还没有节拍，或者说，还没有节拍的概念。音乐讲究节拍，大约起于周代的云韶乐，到了汉代，乐府歌辞都有“曲折” ，曲折也包含节拍在内。从此以后，人们已不知道古乐、雅乐中的琴曲原先是一种没有节拍的音乐。唐人以胡笳十八拍变入琴曲，那就是李治所谓“甚于郑卫” 的淫哇” 了。
在人们心目中，琴曲是那样高雅、古朴，不同凡响，而词本是民间俗曲，它们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呢？原来，宋人为了提高词的地位，最初称之为“雅词” ，后来更尊之为琴操。这可以说是对词曲的莫大推崇。然而这个比拟却是不伦不类的，因为词的曲子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宋人也并不是不知道，苏东坡有一首《醉翁操》，自序云：
琅琊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馀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馀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东坡这一段话，也说明了琴曲节奏疏宕，不与词同。醉翁用楚辞体作《醉翁引》，有人为他作曲，在演奏时，曲子虽然有了节奏，而琴声已失去其古音之自然。由此可见，苏东坡也知道词与琴曲是完全不同的。东坡的这一首《醉翁操》，本来不收在东坡词集中，因为它是琴操而不是词。南宋时，辛稼轩模仿东坡，也作了一首，编入了他的词集，于是后人在编东坡词集时，也把《醉翁操》编了进去。从此，琴曲《醉翁操》成了词调名。
《侯鲭录》记一段词话云：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 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
这段话是引用了苏东坡瑶池燕词的自序，其词即“飞花成阵春心困” 一首。由此也可知为琴曲而作的歌词，不协于词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谱词，就非变不可。苏东坡这一段话，正可与庾信的“变入胡笳声” 对证。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证明琴曲不能移用于词曲。因此，我说，以“琴趣” 为琴曲的代用词，此是一误；以“琴趣” 为词的别名，此是再误。
不过，宋代人还没有把“琴趣” 直接用作词的别名，他们用的是“琴趣外篇” 。所谓“外篇” ，也就是意味着，词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还不等于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 而已。这样标名是可以的，只犯了一误，而没有再误。可是，毛子晋跋晁补之《琴趣外篇》云：“《琴趣外篇》六卷，宋左朝奉、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官，济北晁补之无咎长短句也。其所为诗文凡七十卷，自名《鸡肋集》，惟诗馀不入集中，故云外篇。昔年见吴门钞本，混入赵文宝诸词，亦名《琴趣外篇》，盖书贾射利，眩人耳目，最为可恨。” 毛子晋这样解释，完全是夹缠。诗文不编入正集，而另行编为外集，作为附录，这是常有的事，但像晁补之这样，就应当称为《鸡肋集外篇》，而不是“琴趣” 的“外篇” 。又何以六家词集都标名《琴趣外篇》呢？
元明以来，许多词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 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以为“琴趣” 是词的别名，而对“外篇” 的意义，则跟着毛子晋的误解，于是非但把自己的词集标名为“琴趣” ，甚至把宋人集名的“外篇” 二字也删掉了。《传是楼书目》著录秦观词集为《淮海琴趣》，欧阳修词集为《醉翁琴趣》，汲古阁本赵彦端词集称《介庵琴趣》，《赵定宇书目》称晁补之词集为《晁氏琴趣》，都是同样错误。清代以来，词家以“琴趣” 为词的别名，因而用作词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张奕枢的《月在轩琴趣》，吴泰来的《昙花阁琴趣》，姚梅伯的《画边琴趣》，况周颐的《蕙风琴趣》，邵伯褧的《云淙琴趣》，都是以误传误，失于考究。
（七）诗馀
一种文学形式，从萌芽到定型，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这种已定型的文学形式，还需要另一个过程，才能确定其名称。词是从诗分化出来，逐渐发展而成为脱离了诗的领域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其过程是从盛唐到北宋，几乎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最后把这种文学形式定名为“词” ，还得迟到南宋中期。
近来有人解释词的名义，常常说：“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馀。” 这里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好像这种文学形式先名为词，后来又名为长短句，后来又名为诗馀。但是，考之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事实恰恰是：先有长短句这个名词，然后又名为词，而诗馀这个名词初出现的时候，还不是长短句的“又名” ，更不是词的“又名” 。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于绍兴四年甲寅（1134），后集序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书中不见有“诗馀” 这个名词，也没有提到《草堂诗馀》这部书。王楙的《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0），书中已引用了《草堂诗馀》，可见这部书出现于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间。毛平仲《樵隐词》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称其集为《樵隐诗馀》。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诗馀” 这个名词的年代最早者。稍后则王十朋词集曰《梅溪诗馀》，其人卒于乾道七年，寿六十。廖行之词集曰《省斋诗馀》，见于《直斋书录》，其人乃淳熙十一年进士，词集乃其子谦所编刊，当然在其卒后。林淳词集曰《定斋诗馀》，亦见《直斋书录》，其人于乾道八年为泾县令，刻集亦必在其后。此外凡见于《直斋书录》或宋人笔记的词集，以“诗馀” 标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间，可知“诗馀” 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新名词。黄叔旸称周邦彦有《清真诗馀》，景定刊本《严州续志》亦著录周邦彦《清真诗馀》，这是严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并非词集原名。现在所知周邦彦词集，以淳熙年间晋阳强焕刻于溧水郡斋的一本为最早，其书名还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诗馀》。
我怀疑南宋时人并不以“诗馀” 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它的作用仅在于编诗集时的分类。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词作者，大多称之为“乐府” ，或称“长短句” ，都编次在诗的后面。既没有标名为“词” ，更没有标名为“诗馀” 。南宋人集始于诗后附录“诗馀” 。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其《简斋集》十八卷附诗馀十八首。但今所见者乃胡竹坡笺注本，恐刊行甚迟。高登的《东溪集》，附诗馀十二首。登卒于绍兴十八年，三十年后，延平田澹始刻其遗文，那么亦当在淳熙年间了。况且今天我们所见的《东溪集》，已是明人重编本，不能确知此“诗馀” 二字是否见于宋时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两卷为诗馀，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时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则题作“长短句” 。可见南宋人编诗集，如果把词作也编进去，则附于诗后，标题曰“诗馀” ，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乐府” 或“长短句” 。
“诗馀” 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词以后，书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诗馀附卷裁篇别出，单独刊行，就题作《履斋诗馀》、《竹斋诗馀》、《泠然斋诗馀》，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彦的长短句也题名为《清真诗馀》了。这样，“诗馀” 好像已成为这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但是，我们如果再检阅当时人所作提到词的杂著，如词话、词序、词集题跋之类，还是没有见到把作词说成作诗馀，由此可知“诗馀” 这个名词虽出现于乾道末年，其意义与作用还不等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名称。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馀” ，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词选集有《草堂诗馀》、《群公诗馀》，“草堂” 指李白，“群公” 则指许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张
作词谱，把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这是张造成的一个大错。
《草堂诗馀》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见，不知当时有无解释“诗馀” 名义的话。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见有所说明。直到明代杨用修作《词品》，才在其自序中说：
诗馀者，《忆秦娥》、《菩萨蛮》为诗之馀，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这是南宋时人黄叔旸的话，见于《唐宋名贤词选》，其上句中“为诗之馀” ，则是杨用修自己的话。但这句话等于没有解释，他不过加了一个不起作用的“之” 字。到底李白这两首词何以为诗之馀，这个“馀” 字的正确意义是什么？仍不可解。从下一句揣摩起来，他似乎说：这两首词对于诗的关系，则为支流别派；对于后世的词曲，则为祖祢。词出于诗，所以称为诗馀。
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研究词学的人，根据各自的体会，对于诗馀有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也展开了论辩。俞彦《爰园词话》云：
词何以名诗馀？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馀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馀亡者，否也。
这一段话，意义是可以了解的，但语文逻辑却大谬。既然肯定了“诗亡然后词作” 、“词亡然后南北曲作” ，为什么立刻就自己否定了这样提法，说是“非诗亡” 、“非词亡” 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咏诗者” 和“所以歌咏词者” ，又何必先肯定“诗亡” 和“词亡” 呢？
俞氏之意，以为诗本该是可以歌咏的，到后来，诗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有词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词而不歌咏诗了。所以说词是诗之馀。再后，词也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南北曲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南北曲而不歌咏词了。但是，在这里，俞氏却不说南北曲是词之馀。他以为可以歌咏的诗歌，都是乐府。诗在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诗到了不能歌咏的时候，诗还是诗，但已不是乐府了。因此他说：不是诗亡，而只是诗亡失了它的乐府功能。词（诗馀）在它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所以不能说“诗馀兴而乐府亡” 。同样，南北曲兴起之后，诗馀只是亡失了它的乐能，故不能说是“诗馀亡” 了。探索俞氏这段话的意味，实际上他以为诗与词都是乐府之馀，但是他却说“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 这个“馀” 字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没有解释清楚。
陈仁锡序《草堂诗馀四集》云：
诗者，馀也。无馀无诗，诗曷馀哉？东海何子曰：“诗馀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元声在，则为法省而易谐；人气乖，则用法严而难叶。” 余读而韪之。及又曰：“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缺而后有诗馀，诗馀废而后有歌曲。……凡诗皆馀，凡馀皆诗。余何知诗，盖言其馀而已矣。”
东海何子，指华亭（今松江县）何良俊，这些话见于武陵逸史本《草堂诗馀》，陈氏引用来解释“诗馀” 。何氏之意谓词出于古乐府，而古乐府则出于诗三百篇。因此，“诗馀” 的意义是诗三百篇的绪馀。这个“诗” 字应当理解为《诗经》。陈氏推演何氏之说，得出两句非常晦涩的话：“诗者，馀也。无馀无诗。” 意谓后世一切诗歌，都是《诗经》的馀波别派，诗三百篇如果没有馀波别派，则后世无诗歌了。所以，“凡诗皆馀，凡馀皆诗。” 凡是一切后世诗歌，都是《诗经》的馀波，凡是继承《诗经》的作品，都是诗。最后，他说：“余何知诗，盖言其馀而已矣。” 这个“诗” 字，又是指《诗经》的，他自谦不懂得《诗经》，只能谈谈《诗经》的馀波——词——而已。
这一段序文中用“诗” 字有不同的涵义，以致晦涩难解，明代文人，就喜欢写这种“恶札” 。同书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云：
自三百而后，凡诗皆馀也。即谓骚赋为诗之馀，乐府为骚赋之馀，填词为乐府之馀，声歌为填词之馀，递属而下，至声歌亦诗之馀，转属而上，亦诗而馀声歌。即以声歌、填词、乐府，谓凡馀皆诗可也。
此文也是发挥何良俊、陈仁锡的意见，以词为《诗经》之馀。“声歌” 即指南北曲。
清初，汪森序《词综》云：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
此文观念，较为明白。汪氏以为词的特征有二：其形式为长短句，其作用为乐府歌辞。以这两个特征为标准，以求索于文学史，则《南风》、《五子》、《周颂》、汉乐府，都具有这两个特征，故以为词之起源在古乐府。这意见与俞彦相同，不过俞氏只提出一个特征：有歌咏之道，而未直接提出乐府。至于“长短句” 这个名词的意义，汪氏亦与元明以来许多人的见解一样，以为长短句只要句法参差不齐的诗，就是长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为长句，五言句为短句，所谓长短句，专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古乐府虽有句法参差不齐的，还不能称为长短句。
又汪氏以为唐人五七绝歌诗是诗，李白《菩萨蛮》等作是词，二者既同时并行，故不能谓词出于诗。这个观点，亦有未妥。五七绝歌诗和《菩萨蛮》等词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样是乐府歌辞，没有近体诗与词的分界。以上两点，是汪氏持论未精审处。
李调元作《雨村词话》，其序言亦谈到了“诗馀” ：
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属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属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自唐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绝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管弦，实皆古乐府也。诗先有乐府而后有古体，有古体而后有近体，乐府即长短句，长短句即古词也。故曰：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
此文虽然好像完全抄袭汪森的文章，但结论却不同。汪氏以古近体诗为一个系统，古今乐府歌辞为另一个系统；而李氏则以为今之词即古之乐府，而古诗则导源于乐府，因此，词非但不是诗之馀，亦不是古乐府之馀。因为词本身即同于古乐府，而为诗之所从出，所以他的结论是词“乃诗之源也” 。基于这一观点，故李氏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的歌诗，与李白的《菩萨蛮》等词，同属于古乐府，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处。
吴宁作《榕园词韵》，其《发凡》第一条云：
词肇于唐，盛于宋，溯其体制，则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六忆》已开其渐。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屈子《离骚》名词，汉武帝《秋风》、陶靖节《归去来》亦名词。以词命名，从来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还，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馀，所独也。顾世称诗馀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馀” 为安。是编仍号“词韵” ，从沈去矜氏旧也。
吴氏以为词出于齐梁宫体诗，足当“诗馀” 之称。又以词为通名，凡楚词、古歌词、南北曲，皆可称为词，则无以区别于《花间》、《草堂》形式的词。因此，他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庶几专指这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吴氏虽持此观点，而他的书还不便改名《诗馀韵》，因为他这部书是在沈去矜《词韵》的基础上改订的。
按：屈、宋楚辞，汉武、陶潜的歌赋，在文学史上，向来用“辞” 字，而不用“词” 字。“辞” 为文体专名，而“词” 则为通名，如歌词、曲词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辞” 写成“楚词” ，南北曲在金元间虽然亦称为词，但至明清间已逐渐称之为曲。故“词” 字的涵义，在宋代则正在由通名演变为专名，到元明以后，则已固定下来，自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正名，不会与楚、汉、金、元辞曲相混。吴氏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我们暂且不必讨论其当否，从他所说“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 这句话看来，可知他是针对汪森而说的。汪氏把诗和乐府分为两个系统，他以为词源于乐府，故否定其为“诗馀” ，吴氏以为词是从诗衍变而成的，故应当名为“诗馀” ；但是他所举的《江南弄》、《六忆》等却是齐梁乐府，可知他关于乐府与诗的概念是混淆的。
宋翔凤《乐府馀论》中亦有一段诠释“诗馀” 的话：
谓之“诗馀” 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馀，遂名之曰“诗馀” 。
作者以为词是从唐人绝句演变而成，故应当名为“诗馀” 。他并不否定词的乐府传统，不过他认为诗变而后“乐府之体一变” ，这个观点却颠倒了。
蒋兆兰《词说》有一段关于“诗馀” 的评论：
“诗馀” 一名，以《草堂诗馀》为最著，而误人为最深。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残鳞剩爪，馀之于词；浮烟涨墨，馀之于词；诙嘲亵诨，馀之于词；忿戾谩骂，馀之于词。即无聊酬应，排闷解酲，莫不馀之于词。亦既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宜其去风雅日远，愈久而弥左也。此有明一代词学之蔽，成此者，升庵、凤洲诸公，而致此者，实“诗馀” 二字有以误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词，万不可以“诗馀” 二字自文浅陋，希图塞责。
此文将“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凡不宜写入诗中的材料，都写在词里。于是诗保存其风雅的品格，而词成为一种庸俗文学，名之曰“诗馀” ，即反映了词的品格卑下。蒋氏慨叹于明词之所以不振，由于明人对词的认识不高，词体不被尊重，词风也就堕落。因此他反对“诗馀” 这个名称，其意见恰与吴宁相反。
况周颐《蕙风词话》对“诗馀” 作另一种解释：
诗馀之“馀” ，作赢馀之“馀” 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 。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剩义，则误解此“馀” 字矣。
况氏此文讲词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声为实字” 之说，但他又说词的“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 ，这就兼及到词的思想内容了。他以为词的内容、文辞、音乐性，都比诗为有羡馀，所以名曰诗馀。他以“诗之剩义” 为误解，这是针对蒋兆兰而说的。
从杨用修以来，为“诗馀” 作的解释，以上诸家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大多从词的文体源流立论。承认“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诗。不过其间又有区别，或以为源于三百篇之《诗》，或以为源于唐人近体诗，或以为源于绝句歌诗。不赞成“诗馀” 这个名称的，都以为词起源于乐府，乐府可歌，诗不能歌，故词是乐府之馀，而不是诗之馀。亦有采取折中调和论点的，以为词虽然起源于古乐府，而古乐府实亦出于《诗》三百篇，因此，词虽然可以名曰“诗馀” ，其继承系统仍在古乐府。综合这些论点，它们的不同意见在一个“诗” 字，对于“馀” 字的观念却是一致的，都体会为馀波别派的意义。
蒋兆兰、况周颐两家的解释是新颖的。况氏对“诗” 字的观念还与宋翔凤同，对“馀” 字的观念却是他的创见，不过他的解释，恐怕很勉强。蒋氏把“诗馀” 解释为“诗人之馀兴” ，这就完全与文体源流的观点没有关系。
宋人著作中，虽然不见有正面解释“诗馀” 的资料，但从一些零言断语中，却可以发现不少意见，为蒋兆兰理论的来源。《邵氏闻见后录》有一条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时，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损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
这里所谓“有馀之才” ，本来并非专指倚声填词，不过赞美其才情富丽，但一百年后，王称为程垓的《书舟词》作序文，则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处富贵之极，为靡丽之词，其政事堂中旧客尚欲其损有馀之才，岂未至之德者。盖晏叔原独以词名尔，他文则未传也。至少游、鲁直，则已并之。
这显然是误解了韩少师的话。韩意乃规劝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却解释为小晏作词之才有馀，而作诗文之才不足。他以为“有馀之才” 指词，“未至之德” 指“他文” ，这样就反映了他的观点是以词为诗文之馀事了。
黄庭坚序《小山词》，亦说晏叔原之词，乃“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 他把词称为“乐府之馀” ，又以为《小山词》之不至于堕落到里巷俗曲者，由于它们还有“诗人之句法。” 因此，他在下文论定小晏的词“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这里可以见到黄庭坚论词的观念。他以为词是乐府之馀波，是里巷俗曲，如果像晏叔原那样用诗人之句法作词，就可以化俗为雅。乐府是词的形式，诗是词的风格。这样，“诗馀” 的意义，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后，有一些资料可以合起来探索：
公吟咏之馀，溢为歌词，有《平山集》盛传于世。（罗泌《题六一词序》）
右丞叶公，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馀，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关注《题石林词》）
竹坡先生少慕张右史而师之。稍长，从李姑溪游，与之上下其议论，由是尽得前辈作文关纽。其大者固已掀揭汉唐，凌厉骚雅，烨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馀，溢为乐章，则清丽宛曲，……是岂苦心刻意而为之者哉？（孙兢《竹坡词序》）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辞，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
以上诸文，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诗馀” 这个名词，但是以作词为诗人之馀事，这一观念实已非常明显。至于这个观念之形成，亦有它的历史传统。孔仲尼说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养人的德行为先，其次才是学文，故学文是德行的馀事。到了唐代的韩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诗，不过他说：“馀事作诗人。” 作诗成为学文的馀事了。从此以后，诗人作词，词岂非诗人之馀事么？蒋兆兰解释“诗馀” ，与历代诸家的解释不同，他也没有引证宋人这一类言论，使人以为他是逞臆而谈，为词的地位卑落打抱不平。其实，我认为，他的解释是有根据的，符合于宋人对词的观念的。“诗馀” 正是诗人之馀事，或说馀兴亦可，并不是诗或乐府的馀派。
现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人之馀事” 的概念，但还没有出现“诗馀” 这个名词。南宋初，有人编诗集，把词作附在后面，加上一个类目，就称为“诗馀” ，于是这个名词出现了。但是，这时候，“诗馀” 还不是词的“又名” ，甚至，这个时候连“词” 这个名词也还没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几条资料中，凡讲到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地方，邵伯温称“长短句” ，黄庭坚称“乐府之馀” ，罗泌、关注称“歌词” ，孙兢称“乐章” ，陆游称“乐府词” 。惟有王称的《书舟词序》中称“叔原独以词名尔” ，这里才用了“词” 字，但这个“词” 字还不是文学形式的名词，而只是“歌词” 、“曲子词” 的省文。
再后一些时间，书坊商人把名家诗文集中的“诗馀” 部分抄出，单独刊行，于是就题其书名曰“某人诗馀” ，词选集也就出现了《草堂诗馀》、《群公诗馀》等等书目。这时候，“诗馀” 二字还不能单独用，其前面必须有主名，表明这是某人的“诗之馀事” 。整个南宋时期，没有人把做一首词说成做一首诗馀。
直到明代，张作词谱，把他的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以后，“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从杨用修以来，绝大多数词家，一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诗体演变之馀派，又从而纷争不已，其实都是错误的。
（八）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二大类别。从令词发展到慢词，还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形式，称为“引” 或“近” 。明朝人开始把令词称为小令，引、近列为中调，慢词列入长调。张炎《词源》云：“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 可知引、近、慢词到宋徽宗时代已盛行了。
“令” 字的意义，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诗云：“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 又《就花枝》诗云：“醉翻衫袖抛小令。” 又《听田顺儿歌》云：“争得黄金满衫袖，一时抛与断年听。” “抛打曲” 的意义，未见唐人解说，从这些诗句看来，似乎抛就是唱，打就是拍。元稹《何满子歌》云：“牙筹记令红螺碗。” 此处“记令” 就是“记曲” ，可知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令。
小令的曲调名，唐人多不加令字。《调笑令》本名“调笑” ，一般不加令字，《教坊记》及其他文献所载唐代小曲名多用“子” 字。唐人称物之么小者为“子” ，如小船称船子，小碗称盏子。现在广东人用“仔” 字，犹是唐风未改。曲名加子字，大都是令曲。如《甘州》原是大曲，其令曲就名为《甘州子》。又有《八拍子》，意思是八拍的小曲。渔人的小曲，就名为《渔歌子》。流行于酒泉的小曲，就名曰《酒泉子》。到了宋代，渐渐不用子字而改用令字，例如《甘州子》，在宋代就改称《甘州令》了。也有唐、五代时不加子字或令字，而在宋代加上令字的，例如《喜迁莺》、《浪淘沙》、《鹊桥仙》、《雨中花》等。令字本来不属于调名，《浪淘沙令》就是《浪淘沙》，《雨中花令》就是《雨中花》，二者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万树《词律》和清《钦定词谱》却以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万氏明知“凡小调俱可加令字” ，但还认为许多人的作品词句不完全一样，坚持《浪淘沙令》不是《浪淘沙》，岂不是很固执吗？《猗觉寮杂记》称“宣和末，京师盛歌《新水》” 。这所谓《新水》，就是《新水令》。宋人书中引述到各种词调，往往省略了令字或慢字，不必因为有此一字之差而断定其不是同一个曲调。
引，本来是一个琴曲名词，古代琴曲有《箜篌引》、《走马引》，见于崔豹《古今注》和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曰引。如王安石作《千秋岁引》，即取《千秋岁》旧曲展引之。曹组有《婆罗门引》，即从婆罗门旧曲延长而成。此外晁补之有《阳关引》，李甲有《望云涯引》，吕渭老有《梦玉人引》，周美成有《蕙兰芳引》，大概都是由同名旧曲展引而成，不过这些旧曲已失传了。万树《词律》注王安石《千秋岁引》，谓此调与《千秋岁》迥别，徐诚庵《词律拾遗》则谓荆公此词，即千秋岁调添减摊破句法，自成一体，其源实出于《千秋岁》。徐氏云：“引者引伸之义，故字数必多于前。” 又云：“凡调名加引字者，引而伸之也。即添字之谓。” 此二家注释，皆近是而犹有未的。盖引与添字摊破，犹有区别。大概添字摊破，对原词的变化不大，区别仅在字句之间，而引则离原调较远了。
词调中还有用“影” 字的。我怀疑它就是引。汲古阁刻本《东坡词》有《虞美人影》一阕，黄庭坚亦有二阕。不知是否二人一时好玩，改引为影。但此词字数少于《虞美人》，又恐未必然。延祐刻本《东坡乐府》，此阕题作《桃源忆故人》。这个词调名起于南宋，陆放翁也作过这样一首，题作《桃园忆故人》。另有一首《贺圣朝影》，亦可能是《贺圣朝》的引伸。不过《贺圣朝》是四十七字，而《贺圣朝影》只有四十字，则可能另有少于四十字的唐腔《贺圣朝》，今已失传。《贺圣朝》这个曲调名，早已见于《教坊记》，可以肯定它一定有唐代旧曲。姜白石《凄凉犯》自注云：“亦名《瑞鹤仙影》。” 我怀疑它是从瑞鹤仙令词引伸而成。不过瑞鹤仙令词今已失传，便无从取证了。另有一百二十字的《瑞鹤仙》，这是瑞鹤仙慢词了。《阳春白雪》有徐囦子的一首《瑞鹤仙令》，实在就是《临江仙》，此必传写之误，不能与《瑞鹤仙影》比勘。以上三调，皆在疑似之间，影之于引，是一是二，均未可论定。
近，是近拍的省文。周美成有《隔浦莲近拍》，方千里和词题作《隔浦莲》，吴文英有《隔浦莲近》，此三家词句式音节完全相同，可知近即是近拍。以旧有的隔浦莲曲调，另翻新腔，故称为近拍。隔浦莲令曲早已失传，惟白居易有隔浦莲诗，为五言四句，七言二句，这恐怕就是唐代隔浦莲令曲的腔调句式。王灼《碧鸡漫志》谓《荔枝香》本唐玄宗时所制曲，“今歇指（一作歇拍）、大石两调中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 此文亦可以证明《荔枝香近》即《荔枝香近拍》，且有同名而异曲的，宋词乐谱失传，这个问题就无法考究了。
慢，古书上写作曼，亦是延长引伸的意思。歌声延长，就唱得迟缓了，因此由曼字孳乳出慢字。《礼记·乐记》云：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 又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这两个慢字，都是指歌声淫靡。《宋史·乐志》常以遍曲与慢曲对称。法曲、大曲都是以许多遍构成为一曲，如果取一遍来歌唱，就称为遍曲。慢曲只有单遍，可是它的歌唱节拍，反而比遍曲迟缓。张炎《词源》云：“慢曲不过百馀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顿、小顿、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 这一段话，其中有许多唱歌术语已不很能了解，但还可以从此了解慢曲之所以慢，就因为有种种延长引伸的唱法。唐代诗人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云：“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 由此可见唐人唱曲已有慢处。到了宋代，有了慢词，于是曲有急慢之别。大约令、引、近，节奏较为急促，慢词字句长，韵少，节奏较为舒缓。令慢中也各自有急慢之别，如促拍《采桑子》，是令曲中的急曲子，《三台》是三十拍的促曲，就是慢词中的急曲子了。
词调用慢字的，这个慢字往往可以省去。如姜白石有《长亭怨慢》，周公谨、张玉田均作《长亭怨》。王元泽有《倦寻芳》，潘元质题作《倦寻芳慢》，其实都是同样一首词。《诗馀图谱》把《倦寻芳》和《倦寻芳慢》分为两调，极为错误。不知《扪虱新语》引述王元泽此词，亦称《倦寻芳慢》，可以证明这个慢字，在宋代是可有可无的。此外如《西子妆》、《庆清朝》等词，在宋人书中，有的加慢字，有的不加，都没有区别。大概同名令曲还在流行的，那么慢词的调名，就必须加一个慢字。同名令曲已不流行，或根本没有令曲的，就不必加慢字了。
（九）大词·小词
按照字数的多少，把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这是明代人的分法，最早用于明代人重编的《草堂诗馀》。宋代人谈词，没有这种分法。他们一般总说令、引、近、慢，或者简称令、慢。令即明人所谓小令，引、近相当于中调，慢即是长调。大致如此。但另外还有称为大词、小词的。《乐府指迷》云：“作大词先须立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 《词源》云：“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 此文目的是论词的创作方法，但使我们注意到，宋人谈词，只分为大词、小词二类。小词即小令，大词即慢词，这是可以理解的，惟有明人所谓中调，即引、近之类，在宋人观念里，到底是属于小词呢，还是大词？这一问题，在宋人书中，没有见过明确述及。蔡嵩云注《乐府指迷》此条云：“按宋代所谓大词，包括慢曲及序子、三台等。所谓小词，包括令曲及引、近等。自明以后，则称大词曰长调，小词曰小令，而引、近等词，则曰中调。” 蔡氏此注，已很明白，但是没有提出证据，何以知道宋人所谓小词，包括引、近在内？且“小词曰小令” ，这句话也有语病，应该说：“令词曰小令。”
宋人笔记《瓮牖闲评》有一条云：“唐人词多令曲，后人增为大拍。” 大拍即大词，可知令词以外，都属于大词了。但是，张炎《词源》云：“慢曲、引、近……名曰小唱。”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他所谓小唱，并不等于小词。他这里是对法曲、大曲而言，不但令、引、近为小唱，连慢词也还是属于小唱。《词源》又说：“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辅之，皆定拍眼。” 这两条中所谓引、近，都包括令曲而言，揣摩其语气，可知他以慢曲为一类，引、近为一类。由此可知宋人以慢曲为大词，令、引、近都为小词。陈允平的词集《日湖渔唱》分四个类目：慢、西湖十景、引令、寿词。” 这里两类是按词体分的，两类是按题材内容分的。其引令类词中有《祝英台近》，由此可知陈允平以慢词为一类，以令、引、近为一类，这就证明了宋人以令、引、近为小词，只有慢词才算大词。那么，宋人所谓小词，即明人所谓小令和中调，宋人所谓大词，即明人所谓长调。至于明人以五十九字以下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这样按字数作硬性区分，是毫无根据的。
元人燕南芝庵论曲云：“近世所出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霖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三影《天仙子》也。” 这里列举宋、金人词十首，有令、引、近、慢，而一概称之为“大乐” 。原来元代民间所唱，都是俚俗的北曲，唱宋、金人的词，已经算是雅乐。因此，不论令、引、近、慢，在元人观念中，都是大乐。大乐的对立面，就是小唱。宋人以词为小唱，元人以词为大乐，可知在元代，词人虽然不多，词的地位却愈高了。
（一〇）阕
一首词称为一阕，这是词所特有的单位名词，但它是一个复活了的古字。音乐演奏完毕，称为“乐阕” ，这是早见于“三礼” 、《史记》等书的用法，它是一个动词。《说文》解释这个字为“事已闭门也” 。事情做完，闭门休息，这就与音乐没有关系，只剩下完毕的意义了。《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马融《长笛赋》云：“曲终阕尽，馀弦更兴。” 这里两个“阕” 字，已成为歌曲的单位名词了。但是，汉魏以来，我们还没有见到称一支歌曲或一首乐府诗为一阕的文献。直到唐代诗人沈下贤的诗文集中，才出现了《文祝延二阕》的标题，以后，到了宋代，“阕” 字被普遍用作词的单位名词，可知这个古字是在晚唐时代开始复活的。
《墨客挥犀》载天圣年中有女郎卢氏题词于驿舍壁上，其序言云：“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 这是称一首词为一阕的最早记录。以后就有苏东坡的《如梦令》词序云：“戏作两阕。” 陈去非的《法驾导引》序云：“得其三而亡其二，拟作三阕。” 马令《南唐书》称李后主“尝作《浣溪沙》二阕” 。又谓冯延巳“作乐章百馀阕。” 都在北宋时期。
宋人习惯，无论单遍的小令，或双曳头的慢词，都以一首为一阕。分为上下遍的词，可以称为上下阕，或曰前后阕。无论上下或前后，合起来还是一阕，不能说是二阕。近来有人说：“词一片叫做一阕，一首词分做两片，三片，也可以说是两阕，三阕。” 又有人说：“一首词分两段或三段，每段叫做一阕。” 这话非常奇怪，不知有什么根据，我翻遍宋元以来词集、词话，绝没有发现以一首分上下片的词为二阕的例子。
“阕” 字用到后来，成为“词” 的代用字。东坡词序有“作此阕” 。白石词序有“因度此阕” ，“因赋是阕” 。又金陵人跋欧阳修词云：“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 又柳永词云：“砚席尘生，新诗小阕，等闲都尽废。” 赵介庵词云：“只因小阕记情亲，动君梁上尘。” 这些“阕” 字都代替了“词” 字，“小阕” 即是“小词” 。吴文英词云：“尘笺蠹管，断阕经岁慵理。” 这里的“断阕” 是指未完成的词稿，离开“阕” 字的本义愈来愈远，辞书里不会收入了。
（一一）变·徧·遍·片·段·叠
《周礼·春官·大司乐》：“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郑玄注曰：“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也。” 这是作为音乐术语的“变” 字的最初出现。这个变字，是变更的变。每一支歌曲，从头到尾演奏一次，接下去便另奏一曲，这叫做一变。《周礼》所谓“九变” ，就是用九支歌曲组成的一套。古代音乐，以九变为最隆重的组曲，祭祖、祀神鬼，都用九变乐。
这个“变” 字，到了唐代，简化了一下，借用“徧” 字，或作“遍” 字。《新唐书·礼乐志》云：“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五变象猃狁伏从，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 又云：“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奏请作上元舞，兼奏破阵、庆善二舞，而破阵乐五十二遍，著于雅乐者二遍。庆善乐五十遍，著于雅乐者一遍。上元舞二十九遍，皆著于雅乐。” 又云：“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 在同一卷音乐史中，或用“变” ，或用“遍” ，都是根据当时公文书照抄下来记录而没有加以统一的。由此可见，变字已渐渐不用，而遍则可以通用。《乐府诗集》收唐代大曲凉州歌，伊州歌，都有“排遍” 。白居易《听水调》诗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调少情多似有因。” 这两个遍字，都是指全套大曲中的一支曲子。
宋代的慢词，其前身多是大曲中的一遍。例如霓裳中序第一，原为唐《霓裳羽衣曲》中序的第一遍。倾杯序，原为倾杯乐序曲的一遍。其后有人单独为这一曲作词，以赋情写景，就成为慢词中的一调。用这个调子作一首歌词，也就可以称为一遍。
既然把一首词称为一遍，于是一首词的前后段，也有人称为前后遍。贺方回《谒金门》词序云：“李黄门梦得一曲，前遍二十三言，后遍二十二言，而无其声。余采其前遍，润一横字，已续二十五字写之。”
王灼《碧鸡漫志》论《望江南》词调云：“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吕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两段。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 可见宋人称不分段的小令为单遍，那么，分两段、三段的词应当可以称为双遍、三遍了。但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名称。
在南宋，这个遍字又省作“片” 字。张炎《词源》云：“东坡次章质夫《水龙吟》韵，……后片愈出愈奇。” 又云：“大曲亦有歌者，有谱而无曲，片数与法曲相上下。” 这里所谓后片，即是后遍；所谓片数，即是遍数。
前遍、后遍，或称前段、后段。《瓮牖闲评》有“二郎神前段” 、“卜算子后段” 等说法。也有用上段、下段的，见《花庵词选》。也有称第一段、第二段的。《花庵词选》解周美成《瑞龙吟》词云：“今按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自‘前度刘郎’以下是第三段。” 《碧鸡漫志》云：“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 这些都用段字，与遍、片同义。
另有用“叠” 字的，唐代已有，也见于《新唐书·礼乐志》：“（韦皋）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 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云：“霓裳曲凡十二叠，前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 可知此叠字也就是遍的意思。叠遍，也就是排遍。周紫芝《浣溪沙》词序云：“今岁冬温，近腊无雪，而梅殊未放，戏作《浣溪沙》三叠，以望发奇秀。” 这里所谓三叠，就是三首。浣溪沙每首有二叠，三首当有六叠，现在以一首为一叠，这个叠字的用法，似乎是错了。
叠字的意义是重复。故词家一般都以一首词的下片为叠。《词源·讴歌旨要》云：“叠头艳拍在前存。” 叠头，即下片首句，亦即所谓过处。但杨湜《古今词话》论秦少游《鹧鸪天》词云：“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后叠‘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颇有言外之意。” 据此，则非但下片总是叠，即上片也可称为叠。既然上片可称前叠，下片可称后叠，援上下阕为一阕之例，以一首词为一叠，也就不能说是错误了。
万红友《词律》把词的分为二段者称为二叠，分三段者为三叠。这似乎不是宋人的观念。宋人虽然说前叠、后叠，但仍是一叠，而不以为是二叠。把三段的词称为三叠，在宋人的书中，没有出现过。
（一二）双调·重头·双曳头
元明以来，一般人常把两叠的词称为“双调” 。汲古阁刻《六十名家词》的校注，万树《词律》，清《钦定词谱》，都用这个名词。这其实极不适当。“双调” 是宫调名，词虽有上下两叠，或曰两片，但只是一调，不能称为双调。吴子律的《莲子居词话》中已指出万树的错误，但杜文澜在《词律校勘记》中还在引述了吴子律的批评后加一句道：“此论存参。” 这是因为杜文澜不敢冒犯《钦定词谱》的权威性，因而不敢对吴子律的批评表示同意。
“双调” 这个名词在宋代还没有这样的用法。一首令词，上下叠句法完全相同的，称为“重头” 。《墨庄漫录》记载一个故事，据说宣和年间，钱塘人关注子东在毗陵，梦中遇到一个美髯老人，传授给他一首名为《太平乐》的新曲子。关子东醒来后，只记得五拍。过了四年，关子东回到钱塘，又梦见那个美髯老人。老人取出笛子来把从前那个曲子吹了一遍，关子东才知道是一首重头小令。以前记住的五拍，刚是一片。于是关子东依照老人所传的曲拍，填成一首词，题名为《桂华明》。按“桂花明” 这个词调，至今犹存。此词分上下叠，每叠五句。上下叠句式音韵皆同，故曰“重头小令” 。这是明见于宋人著作的，可知宋代人称这类词为重头小令而不称为“双调小令” 。（“重” 字读平声，是“重复” 的重。）
“重头” 只有小令才有，例如《南歌子》、《渔歌子》、《浪淘沙》、《江城子》等词调都是。如果下叠第一句与上叠第一句不同的，这是“换头” ，不是“重头” 。换头的意义是改换了头一句，重头的意思是下叠头一句与上叠头一句重复。换头的地方在音乐上是过变的地方。过变，即今之过门。小令有重头的，也有换头的，但引、近、慢词则全都换头，而没有重头的了。《词律》、《词谱》没有仔细区别，一概称之为“双调” ，亦极不适当。不过，宋代人的书里，“换头小令” 这个名词我还没有看到过，因此，分上下两叠而用换头的令词，应当用什么名称，这还不能知道。可能在宋代，不管换头不换头，凡分两叠的令词都叫做“重头小令” 。晏元献《木兰花》词云：“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可以想见，歌至重头处愈美，舞至入破处愈急。然则不论其词句同不同，其音乐节奏在下叠开始处都得加以繁声，不与上叠第一句相同。这样解释，似乎也可以，但我还不能下断语。总之，把上下两叠的令词称为“双调” ，以致与宫调名的“双调” 相混淆，这总是错误的。
《柳塘词话》云：“宋词三换头者，美成之《西河》、《瑞龙吟》，耆卿之《十二时》、《戚氏》，稼轩之《六州歌头》、《丑奴儿近》，伯可之《宝鼎现》也。四换头者，梦窗之《莺啼序》也。” 这里是把三叠的词称为三换头，四叠的词为四换头，但宋代人是否如此说过，还没有见到。我们知道，换头一定在下叠的起句。音乐师在这地方加了繁声，所以后来作词者依乐声改变了此处句法，与上叠第一句不同。上下两叠的词，只有一个换头。这一现象，只存在于令、引、近词中。至于慢词，有三叠的，有四叠的，或者各叠句法完全不同，例如《兰陵王》。或则第一叠与第二叠句法相同，但是有换头，而第三叠则句法与前二叠全不同，例如《西河》。这些都不能称为三换头、四换头。而且，换头既从第二叠开始，则三叠之词，也只有二换头，怎么可以称为三换头呢？至于四换头，又是唐词《醉公子》的俗名，是一首重头小令，更不可用于四叠的慢词。总之，三换头、四换头这些名词，都是明清人妄自制定的，概念并不明确，我们不宜沿用。
《瑞龙吟》一调，《花庵词选》已说明它是双曳头。因为此词第二叠与第一叠句式、平仄完全相同，形式上好似第三叠的双头，故名之曰双曳头。曳头不是换头。有人以为只要是分三叠的词，都是双曳头，这也是错的。《词律拾遗》补注《戚氏》词云：“诸体双曳头者，前两段往往相对，独此调不然。” 按戚氏本来不是双曳头，故前两段句式不同。三叠的慢词，并不都是双曳头。既称双曳头，则前两段一定要对。可知徐氏亦以为凡是三叠之词，都可以名为双曳头，于是会发此疑问。
郑文焯精研词律，可是在这些问题上，似乎还有不甚了了之处。他校笺周邦彦《瑞龙吟》词云：“汲古本引《花庵词选》旧注：‘此谓之双曳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 以下，即犯大石调，系第三段。至“归骑晚” 以下四句，再归正平调。坊刻皆于“声价如故” 句分段者，非。’按此明言分三段者为双曳头。今人每于三段则名之为三曳头，失之疏也。” 又校笺《双头莲》词云：“按调名《双头莲》，当为双曳头曲。……考宋本柳耆卿词曲玉管一阕，起拍亦分两排，即以三字句结，是调正合。宋谱例凡曲之三叠者，谓之双曳头，是亦《双头莲》曲名之一证焉。”
按郑氏说起拍分两排者，名为双曳头，这没有错。但又说“凡曲之三叠者，谓之双曳头。” 这却错了。三叠的词，起拍未必都分两排，周邦彦《双头莲》词第一、二段句式完全相同，果是双曳头，取名“双头莲” ，即含此义。由此更可知三叠之词，并不都是双头，否则一切分三叠之词，都可以名为“双头莲” 了。考之《词谱》所收宋人三叠慢词，双曳头者并不多见。《瑞龙吟》、《双头莲》为一类，其一、二段句式全同。《西河》为一类，其一、二段虽同，但第二段用了换头。至于郑氏所谓“宋谱例” ，不知宋人有何谱何例传于今世。又云：“今人有以三段之词为三曳头者。” 我也未见词家有此记录。不过由此可知，清代已有人以“曳头” 为遍、片、段、叠的同义词，亦可以说“失之疏也” 。
（一三）换头·过片·么
词的最早形式是不分片段的单遍小令。后来发展到重叠一遍的，于是出现了分上下二遍的令词。《花庵词选》收张泌《江城子》二首，注云：“唐词多无换头。如此词两段，自是两首，故两押情字。今人不知，合为一首，则误矣。” 可知当时俗本，曾误以二首合为一首，认为是重头小令。幸而词中两押情字，可证明其原来是两首，否则就不容易辨别了。《花间集》收牛峤《江城子》二首，也都是单遍（第二首有误字）。宋代苏东坡作《江城子》十三首，都用牛峤词体重叠一遍，这种情况，宋人称为“叠韵” 。晁无咎有一首词，题作“梁州令叠韵” ，是用两首梁州令连为一首。梁州令原来是上下两遍的令词，现在又重叠一首，就成为四遍的慢词了。
词从单遍发展为两遍，最初是上下两遍句式完全相同。例如《采桑子》、《生查子》、《卜算子》、《蝶恋花》、《玉楼春》、《钗头凤》、《踏莎行》之类。后来，在下遍开始处稍稍改变音乐的节奏，因而就相应地改变了歌词的句式。例如《清商怨》、《一斛珠》、《望远行》、《思越人》、《夜游宫》、《阮郎归》、《忆秦娥》等等，都是。凡是下遍开始处的句式与上遍开始处不同的，这叫做换头。
现在词家都以为换头是一个词乐名词，因为诗与曲都没有换头。其实不然。在唐代的诗论里，已有了换头这个名词。宋代以后，这个名词仅用于词，谁都不知道诗亦有换头，因此更无人知道换头是从唐诗的理论中继承下来的名词。日本和尚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有《调声》一章，他说：“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 以下举了一首《蓬州野望》五言律诗为例，以说明换头的意义。他说：第一句头二字平声，第二句头两字当用仄声。第三句头两句仍用仄声，第四句头两字又宜用平声。第五句头两字仍用平声，第六句头两字当用仄声。第七句头两字仍用仄声，第八句头两字又当用平声。如此轮转终篇，名为双换头，是最善也。若仅换每句第二字，则名为换头，然不及双换头也。据此可知换头这个名词，起于唐人诗律，大概是相对于八病中的平头而言的。遍照金刚这部著作，过去没有流传于中国，唐宋人诗话中，亦从来没有提到过换头。所以无人知道换头这个名词的来历。清末刘熙载在他的《艺概·词概》中说：“词有过变，隐本于诗。《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盖言诗当前后变化也。而双调换头之消息，即此已寓。” 刘熙载没有见过《文镜秘府论》，已想到词的换头源于诗律。刘氏词学之深，极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