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待了两天，养精蓄锐之后，我又上路了。身体依然不舒服，可是，谁让我铁了心要去黄河源头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延安位于中国黄土高原的中部，这片高原以不可思议的侵蚀性地貌闻名于世，而且是越往北走越荒凉越贫瘠。而我要去的，恰恰就是延安之北——那些荒凉贫瘠的黄土地。在延安汽车站，我上了去榆林的巴士，开始了长达九个小时的痛苦旅程。不是我有受虐癖，而是没有更近的地方可去，因为延安和榆林之间的所有城镇都不允许老外进入。
巴士走了两小时，车窗外除了褐土地还是褐土地，油井架子比树林子还多。这地方真够恐怖的，就是欢迎老外来，外国人也不会有下车的兴趣。走了四个小时之后，巴士逗留在一个叫“绥德”的小县，乘客纷纷下车去上厕所。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称县城实在有点悲哀。而悲上加悲的是这里在古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命归天，始皇帝成了死皇帝，这两个词发音极其相似，很多中国人也分辨不出来。当权太监密谋让皇帝的小儿子继承皇位。他们以死皇帝（也是始皇帝）的名义发布假圣旨，敕令始皇帝（也是死皇帝）的大儿子扶苏和他身边的大将蒙恬自杀。唉，这位扶苏公子是个大孝子，他见是父皇的旨意，也就奉旨自杀了。他的墓就在绥德。而大将蒙恬是个机灵人，他怀疑其中有诈，并未立即自杀。蒙恬还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他修的，据说他还发明了中国的毛笔。不过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比蒙恬早几百年就有毛笔了。这样，历史在两千年以后又没收了他的发明家桂冠。不过对他修长城以及抗旨的行为，人们依旧推崇。悲惨的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登基后，再一次降旨命令蒙恬自杀。蒙恬这回走投无路，不得不服毒而死。他的墓也在绥德县境内。比较吊诡的是，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两年后也被迫自杀了。伴君如伴虎，君杀臣，有时臣也弑君。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像范蠡大夫那样“小舟从此逝”的胜利大逃亡，千载以下又能有几人呢？
巴士过了绥德，继续行驶在黄土高原上。这里的地貌对“侵蚀”这个词又有新的诠释。褐土变成了黄土，如果不是黄土，那它就是……更大的黄土！甚至与公路相伴而行的无定河也是有河无水的黄土。过了米脂县，地貌又为之一变，黄土变成了黄沙。车到毛乌素沙漠的边缘，无定河突然来水了，清澈的河水至少有一英尺深。无定无定，顾名思义，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我想它的上游某个地方肯定下雨了。河里有了水就大不一样，广袤单调的黄土地顿时平添了些许生气。终于，足足九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到了榆林。花三块钱打了一辆三轮车，一路拉我到市北端的“榆林宾馆”。可是宾馆竟然客满了。住的不是外国人（我是全市唯一的老外），而是来公费旅游的官员们。不过，由于“榆林宾馆”是全市唯一的涉外宾馆，他们还是给我弄了一个房间。我累坏了，躺在床上舒展四肢，脑子却还在“过电影”——回想这漫长路途上的一幕幕。时间已近傍晚，但阳光依旧灿烂在窗子上，也灿烂在我的心里。可是一转眼的工夫，起风了！天黑了！只几秒钟，整个榆林已为沙尘暴所吞噬。我站在窗前，看街上那些被大风蹂躏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侧着身子，在风中吃力地蹒跚着。突然，一阵更猛烈的沙尘暴袭来，这些人眨眼间全不见了。仅仅半个小时后，沙尘暴消停了，真是来也一阵风，去也一阵风。街上的行人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他们像从一场梦境中归来，或者说从一幕蓬莱仙境中归来。海市蜃楼？对！中国人是这么说的。
这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这回来的又是一位外事警官。此人姓王。他问我来榆林干什么，并说外国人很少来这里。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溯黄河而上的人，希望造访黄河泥沙的“大本营”。据郑州黄河博物馆的人说，黄河的多数泥沙来自榆林地区的支流。我提出去看看榆林市东南的佳县和东北的府谷县，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在黄河岸边，不远处都有支流河口。王先生说佳县不对外国人开放，府谷县不清楚。他说会帮我打听一下，然后就告辞了。
我累得去宾馆餐厅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强打精神去了，点了最简单的饭菜：炒米饭和西红柿鸡蛋汤。吃完回房洗了个温水澡，准备睡觉。这时候夜幕刚刚降临，无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隔壁房间的干部们正在“开会”，实际上，这种“开会”基本上就是度假的代名词（我始终没闹明白他们这个会的主题）。
那天夜里，我头晕、发烧、打冷战。第二天一早，我给前台打了电话，请医生来看病。毕竟一口气在路上奔波了六周，没停下来歇过一天，这回终于趴下了。在中国，我通常把一次旅行限定在三周之内，最多不超过四周。显然，这回我已经对自己破戒了。一个小时之后，医生到房间给我打了两针。我没问他打的是什么针，管他呢。他要求我至少卧床休息两天。医生走后不久，我发烧和打冷战的症状就消退了。可是我还是没搞明白我的病因何而起，得了，就叫它“黄河流感”吧。谢天谢地，但愿我能好起来，可千万别再加重了。到了第二天，我依然感到身体发飘，下床去卫生间都头晕目眩的。于是，我决定遵医嘱卧床休息两天。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医生每天都来看一次。王先生也是如此。一日三餐有人送简单的饭菜——多数时候是汤和肉包子。如果宾馆的环境安静舒适一些，我也许会卧床再休息个一两天，可是这两天我已经受够那些“开会者”了。他们闹腾得我犹如在地狱煎熬一般。于是，第三天早晨王先生到来后，我告诉他想去榆林的一些景点看看。他答应替我安排。一个小时之后，他开着一辆吉普回到宾馆。他显然是不希望我给他惹出乱子来，于是自愿做了我的向导兼监护人。我出吉普的租金，但不用出导游费。虽然他的身份有些微妙，但我还是比较高兴。毕竟我身体不舒服，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
在中国古代，榆林是一座边境城镇。它正好在蒙恬长城的内侧，这表明它属于汉人的统治范围。在榆林市北几公里处的沙漠里，依然可以看到蒙恬长城的遗址。这正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景点。不仅那段长城本身保存完好，而且还有一座叫“镇北台”的巨大要塞。它建于1607年，外砌砖石，内筑夯土，高达三十米，既可做烽火台，也可做瞭望塔，而且它还像一座截了头的金字塔，矗立在沙漠之中。我们跟着景点看管人，登上“金字塔”顶，纵目远眺。看管人说，就在城墙的外侧过去有一个集市，游牧民族用马匹交易汉人的商品。现在集市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大大小小的沙丘，一个又一个，无边无际，从四面八方向地平线延伸。在这片不能住人的地方，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集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在远处一片沙丘的后面，我分明看见一块绿色的田野。按王先生的说法，这正是中国最成功的沙地复垦项目之一。
榆林地区有大约二十万亩沙漠，自从1950年以来，有一半（十万亩）已用于农业耕作。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亲眼看见浩渺的沙丘旁边有一块绿色的田野，你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但是王先生告诉我，见证沙地复垦项目的最佳地点，并不是这里，而是榆林沙地植物园。它在镇北台以西一公里，在沙地里试种着一百七十多种植物。在这个植物园的某些园区里，我还看到如何一步步先在沙地里种地被植物，然后种灌木，最后种乔木。最大的亮点出现了——在我走过植物园的时候，一只花脖子野鸡呼啦啦地飞出灌木丛，消失在乔木林子中。它一下子把整个心灵、整个世界同时点亮了。
镇北台
看到沙地复垦项目正在大面积地进行中，心情为之一爽，但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我于是向王先生建议回宾馆。可是他还想带我去看另一个好地方。在回城的路上，我们离开主路，在一条岔道上行驶了一公里左右，到了一个名叫“红石峡”的地方。这里的风光比沙丘边的绿地又胜一筹。峡谷两边的崖壁全是红石头，而崖壁之间是一条清澈的河。不过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峡谷沿途的庙宇、窟龛和石刻。密布崖壁的窟龛和石穴，里面雕刻着佛和天上神仙。书法石刻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此地第一座庙宇的建造。真是美极了，什么是沙漠中的绿洲？这就是！这里就在榆林市北边，离市区不过三公里，我就纳闷为什么游客会这么少？按照王先生的说法，是因为不通公交。不过我注意到，和尧庙一样，这里也是年轻情侣的洞天福地。他们不害羞，两人一辆自行车就来了。也许美景是爱情的催化剂吧。假如身体好点儿，我会在这里多逗留一会儿。可是很遗憾，我的头晕又犯了。
我们不得不回到榆林市里。下午我小睡了一觉，本指望能缓过劲儿来，可是效果不佳。这样倒也省心了。反正除了王先生带我去看的少数几个地方之外，周边的大部分景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不过有那么一个地方，不让看我还是觉得挺遗憾的。此地在榆林市以西一百二十公里，周边人烟稀少。公元五世纪，匈人（Huns）在东欧四处劫掠，他们的对手匈奴人（Hsiung-nu）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夏”。 公元413年，大夏王朝在榆林市以西建筑了自己的都城“统万城”。这一年，罗马城遭到洗劫；这一年，高僧鸠摩罗什去世；这一年，中国已经四分五裂，包括大夏在内的许多小朝廷相互混战。大夏王朝只存活了不到二十年，然而这座都城却保存了一千五百年。事实上，它是这类遗址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原因可能是那里交通不便吧。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这一带非常干旱，一场雨之后有时要等若干年才会下第二场雨。尽管沙尘暴是个反面因素，但从照片上看，这古都城的内城墙几乎跟新的一样。它高达十米，每边长五百米，四角各有一个三十米高的塔，此外还各有一个鼓楼和钟楼。都城的统治者虽然是匈奴人，都城的样式却是模仿的汉人。考古学家认为，都城的各宫殿可以容纳几千名官员和一万名侍者。今天这都城是彻底废了，整个被毛乌素沙漠一望无际的黄沙给圈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毛乌素沙漠是鄂尔多斯沙漠的南半部分。
红石峡
王先生说，老外不允许看统万城，不过嘛，府谷县还是可以看的。府谷在榆林东北一百公里，开车去要穿过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由于榆林和府谷之间几乎没有公交，王先生同意再次为我租吉普车。于是第二天我就在王先生的陪同下，开始了榆林之北的府谷行。
车刚出榆林市区，我们就被毛乌素沙漠包围了。这毛乌素沙漠还真不是吃素的。根据地图，它南北宽一百公里，东西长四百公里。毛乌素在蒙语里是“坏水”的意思。有趣的是，这个词译成汉语，含义就变得与水质无关，与人品有关了，“满肚子坏水”绝不是指某人拉肚子。坏水也罢，甚至没有水也罢，再甚至公交有一趟没一趟也罢，这公路倒是挺好的，大部分都是水泥路段。
车刚过窟野河，我请求停一下。这河里的泥沙量貌似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我猜想它的上游一定经常发生史上最强烈的沙尘暴。如果这里下雨，那好了，简直就是在演习末日来临。考虑到窟野河的特殊性，我对它拍摄了很长时间。这条河里确实有水，而且看起来是好水不是“坏水”。拍摄完河，我又拍了岸上的土山。正是这座土山，在神木县城一带把窟野河的河道压迫得窄窄的，变成一把漏斗，向东注入黄河。现在是四月，离夏季的狂野沙尘暴还有几个月，但这条河似乎已经饥渴得做起了“夏梦”（它绝不做春梦）。
那座压迫窟野河的土山叫二郎山。山上有很多可以追溯到明朝的祠堂和庙宇。但是和神木县周边的其他景点一样，整个二郎山也是不给老外看的。我只好在亲爱的伙伴王先生的陪同下，越过窟野河，穿过神木县，继续前行。王先生对我的行为很关注，见我没有看不该看的地方，他很放心很舒坦。可我却有点不爽，好像一个初赴社交舞会的青涩少年，总受人监护和指导似的。他本来可以更省心的。可我还在发烧，连走路都头晕，只好让他多担待些了。一到府谷县城，我就住进了城里唯一的一家宾馆，一头扎进被窝里，一躺就是三天。除了医生偶尔来打针和吊葡萄糖，我就一直没起过床。没办法，要摆平“黄河流感”，我得先把自己摆平了。到第三天，我终于能起床撑一段时间了，便走到黄河岸边，拍了一些拴在河堤上的小船。无奈身体还是发飘，我走回宾馆继续睡觉。对于府谷县的印象，我就只记得我又睡了一晚，第二天就离开了，坐每天一趟的巴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东胜。
窟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