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的考究之处也在于——每可凭一字之别，表征出程度细致的不同。
如“痛哭”与“恸哭”，二者的不同实难诠释清楚，所谓“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恫吓”与“恐吓”亦如此。
“贫穷”“贫困”“贫寒”三个词中，尤以“贫寒”之贫境甚，即——贫穷到了冬季没钱买柴取暖的地步。
“寒门”，即那样的穷人家。
“寒门之子”，即那样的穷人家的儿子。
“寒门之女”四字是少见的，因为在从前，她们大抵早嫁，或早夭了。与父母在“寒门”长相厮守、相依为命的老姑娘是有的，但情况极少。《聊斋》中的“侠女”近于那一情况，却据说是为报血海深仇而伴老母隐居于民间的吕四娘的原型，本属豪门之女，大仇一报，便人间蒸发，无人知其所踪了。
故“寒门儿女”之女，多属小女孩。
“寒门之子”们的人生却又是另一番境况。通常他们是娶不上妻的，作为人子，并负有侍奉二老的责任。在旧时的小说或戏剧中，他们通常与老母形影相吊地生活在一起，老母不但年事已高，且往往双目失明或是聋哑，娶妻之事于他们被说成“讨老婆”。未知此言先是由民间而戏剧或恰恰反过来，然一个“讨”字，具有极怜悯之意味，道尽了花最少的钱办终身大事的苦衷。
又如在“侠女”中，顾生便是如此一个“寒门之子”，“博于材艺，而家綦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
古文中“材”指技能，以区别于“才干”之“才”。
綦——极也。
虽“博”于技能，但家境贫寒，且需赡养老母，娶妻便几成空想。
在旧小说或戏剧中，顾生们大抵是孝的榜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之侠女，以处子之身报顾生相济之德，不仅出于对他“讨”不上妻的同情，还因敬他是“大孝”之子。
我小时候，常听到“寒门”二字，这二字总是与“孝子”二字连在一起。因为不但我家是当年城市里的贫穷人家，那一片人家皆贫穷。母亲与邻家大人聊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便是哪家哪家的儿子多么多么“孝道”。在社会的底层，“自古寒门出孝子”，是大荣耀。故我自幼确乎是将孝当成一种“道”来接受的。
长大后，才偶尔从旧小说中读到“寒门出贵子”这样的话。
自古寒门必然出孝子吗？
从没有统计数字予以证实，显然是谁都无法肯定地说清楚的。
为什么旧小说旧戏剧中的寒门之子多是孝子呢？
因为对于寒门之子，孝是比较易于做到的，是可完全由主观来决定的，是想那样就能那样的。进言之，“寒门出孝子”是底层人家的父母极其现实的而且也是极人性化的诉求——文艺家关注到了这种底层诉求，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个历史时期地通过文学或戏剧予以满足，并且有意使之在底层社会形成重要的亲情伦理。其伦理基础是符合人心取向的，用民间劝人的话语来说往往如此：“生活已是这般贫穷，父母已是这般不易，你作为儿子，有什么理由不孝啊！”
事实也是，民间的长辈，确乎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个历史时期地对寒门的不孝之子进行几乎百千年来未变的台词式的教诲。
文艺的影响功能如民间教诲，久而久之，“寒门出孝子”这一底层愿望，演变成了“自古寒门出孝子”这一仿佛的规律。
是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愿望。
寒门肯定出孝子吗？
未必。
豪门富家之子定然不孝吗？
也未必。
既然都未必，为什么“自古寒门出孝子”会在底层民间口口相传呢？
非他，底层民间尤其需要此种亲情伦理的慰藉，正如真的牧羊女更需要白马王子爱上了牧羊女的童话——公主和格格们才不听不看那一类童话。
“自古寒门出孝子”之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分明的，很理想主义，却属于有益无害的那一种理想主义。
而所谓“自古寒门出贵子”之说，却是一种伪说，并且有害无益。
首先，何为“贵子”呢？
不论在中国的古代还是外国的古代，“贵子”一向专指成为权力显赫的达官的儿子们。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纵然谁家儿子已成了富商，那也照样算不上所谓“贵子”，所以他们往往要花钱捐个红顶子戴。也就是说，马云如果是古代人，他如果不花钱捐红顶子戴，那么他究竟算不算贵子，恐怕是有争议的。
“贵子”二字在中国，一向是官本位下产生的专用词。它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之子，它是指“之子”自己成了公侯将相，起码是中了进士成了部或部以上的大官。
当下之中国，毕竟已是进入了现代历史时期的国家；那么，就连成了大老板的儿子们也算在“贵子”之列吧。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官当到多大我们虽然已给出了比较能达成共识的结论，但老板要做到多大才约等于“贵子”呢？
而我认为“自古寒门出贵子”是一种当代中国人的伪说的理由更在于——无须统计也可以肯定，此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部书中，都断不会出现那样一句话。
因为它违背常识，不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对个别例子的似乎的规律说。
但“寒门出贵子”五个字，不但在书中、在戏剧中，在民间语境中却也都是老生常谈了。
一种对个别例子的老生常谈的现象说。是的，仅仅是现象说，绝非规律说。
还以“侠女”为例，顾生虽是孝子，却命中注定寿薄，二十八岁就死了。但他与侠女之子却十八岁中进士，当大官是不成问题的，正所谓父仅孝子，未成贵子；子成贵孙，“犹奉祖母以终老”。
然而终究是故事。
却也不仅仅是故事——在古代，“寒门出贵子”的例子是有的：一靠“造反”，或曰“起义”，多是活不下去走投无路的农民及子弟。“起义”是近代史学词，以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豁出性命之事，成功者如朱元璋。二靠科举。科举一举两得，既缓解了造反冲动，也为朝廷选拔了人才。但若以为有很多寒门之子靠科举成了“贵子”，实在是大误会。自宋以降，科举渐成国策，然真的寒门之子通过此管道而成“贵子”者，往多了说也就千万之一二而已。
寒门之子往往输在科举的起跑线上——凿壁偷光、聚萤为烛与有名师启蒙的豪门子拼知识，虽头悬梁、锥刺股，也总是会功亏一篑的。
项羽偶见秦始皇出行的阵仗，想：“吾可取而代之。”
在他的意识中，“贵”至高峰莫过于称帝。
陈胜“造反”之前亦发天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为了统一“造反”意志，他曾对铁杆弟兄们信誓旦旦地说：“苟富贵，勿相忘。”
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生倘不富贵，便太对不起生命了。何为贵？做一把王侯将相耳！
贵族之子项羽也罢，寒门之子陈胜也罢，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好的人生也只能有那一种水平的认识。
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在于如此两点——消除“寒门”现象；在好人生的理解方面，给人以比项羽比陈胜们广泛得多的选择。
由是，我对今日之中国，忽一下那么多人特别是青年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便生出大的困惑来。
依我想来，现在中国即或仍有“寒门”人家，估计也是少的。但贫穷人家仍不少。那么，“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可以换成“底层人家何以再难出贵子”来说。
我的第一个大困惑是——在今日之中国，彼们认为，何谓“贵子”？
若仍认为只有做了大大的官，大大的老板方可言之为“贵子”，那么这一种意识，与项羽与陈胜们有什么区别呢？是否直接将好人生仅仅与陈胜们所言的“富贵”画了等号呢？
具体来说吧，倘数名曾经的寒门之子，至中年后，分别成部级干部、大学校长或书记（普遍也是局级干部）、大学教授、优秀的中学校长、中学特级教师、技高业专的高等技术工人、好医生、歌唱者（虽非明星大腕，但喜欢唱且能以唱自食其力，而且生活得还较快乐）……不一而足。
在他们中，谁为“贵”？
部长者？
大学校长或书记次之？
教授们无官职，大约不在“贵”之列啰？
其他诸从业者呢？既非“贵”其人生便平庸了没出息了吗？
若如此认为，岂不是很腐朽的一种人生认识论吗？岂不是正合了这样的逻辑吗——官本位，我所排斥也；但当大官嘛，我心孜孜以求也！
我的第二个大困惑是——现代之社会，为知识化了的人提供了千般百种的有可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即或是底层人家之子吧，何必眼中只有当大官一条路？
我的人际接触面告诉我，在大学中，成为教授的底层人家的儿女多得是！在文艺界体育界活得很精彩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也多得是！在当下的县长县委书记中，工农的儿子也多得是！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底层人家的优秀儿女表现杰出甚而非凡，若以项羽、陈胜们的人生观来评论，他们便都不是底层人家的“贵子”啰？
怎么地，中国反封建反了一个多世纪了，封建到家了的关于人生的思想，居然还如此地能蛊惑人心并深入人心吗？
所以我认为，比之于“自古寒门出孝子”，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实在是使拒绝封建思想的人心寒的现象。
而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动机倒不是出于批判；恰恰相反，而是想拨乱反正，纠正某些人的误解。
我觉得，中国之现实存在着如下三个特色——
官本位依然本位着；
官本位观念确已发生动摇，渐趋式微；
底层人家的子弟通向官场的通道梗阻仍多。
底层人家有不少子弟，仍十分向往为官，并且很可能是要以做“大公仆”为己任的，我们姑且这么认为；
为他们清除梗阻，使他们实现其志的过程顺畅些——这也体现着一种社会进步。
我想，这也许才是提出“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的人的本意。
那么，这话题其实与龚自珍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异曲同工。
而往直白了说，其实是这么一种意思——
我乃底层人家之子，我的人生志向是当大官。这是我最强烈的人生志向，我矢志不渝，并且自信能当得很好！中国，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当大官难而又难，难于上青天？而奥巴马和普京，出身也和我差不多，却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当上总统？敢问我的路在何方……
如此说来，便明白多了。我也就没了困惑，虽然仍会想，何必呢？但能十二分地理解。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人，在当下之中国，我是无法安慰的。
2016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