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A君，将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总编。该社不大，在业内口碑颇佳；赖其慧眼识珠，推出过不少好书。
君乃善良长者，向以仁心处世待人，虽属无神论者，对特蕾莎修女则敬若女神。他的儿女都在国外成家立业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给他的一幢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老楼的三居室内，九十几平米，住得极满足。自恃身体健康，未雇“阿姨”。终日读书，写随笔、散文，钩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实，幸福指数挺高。
几年前，他的家曾是我们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之处。在他书房，正面墙上悬挂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画像，他请一位画家朋友为他画的，以一方精美古朴的老砚谢之，所谓各得其所。画像左右配挂条幅，乃君亲笔所书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说的话：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和自以为是的；不管怎样，都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将你最好的留给世界了，对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还是要将最好的留下。”
他的书法在京城小有名气，若别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语录相赠。
曾有人执意要其写孔子语录——多为官场中人。所谓“国学”在官场大热后，执该意者尤多。
他却每次都教导彼们：“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应是中国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来，孔子家族从王权那儿所获得好处太多太大了，简直也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没从任何利益集团那儿沽钓过任何好处，她是一位纯粹地为世界上穷困的人们服务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为任何个人利益竭诚努力的一生——还是写她的话吧。”
倘对方坚持己见，他竟会放下笔，正色道：“要么写特蕾莎修女的话，要么算了，只能请你原谅我驳了你的面子。”
有几次我也在场，眼见他将对方搞得怪难堪的，待对方走后，忍不住劝他何必那么认真？
他却说：“我太讨厌奉迎之风了，俗不可耐。”
他对自己的人生如此评价：“一件害人的事也没做过，给人世间留下了几本好书而已。”
A君称得上是难得的好邻居。那幢六层老楼没电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楼道卫生，二十几年从未间断，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楼，既不但每次从六楼认真扫到一楼，还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换三桶水，有时竟拖两遍。他所住的那个单元，楼道总是干干净净的，楼梯扶手更是一尘不染。而另外四个单元的楼道，则脏得近乎垃圾楼的楼道了。那幢楼原本住着两个事业单位的人家，老住户或将房子卖了，或租出了，后搬入的人家都拒绝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扫费（从前每月十元，后来也不过每月二十元）。没专人清扫，也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位他那样的义务清扫工，自然就脏。脏得实在让人看不下眼去的时候，由街道干部强迫着，才一家出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户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种时候每锁上门，全家大小遛弯儿去了，等大扫除过后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户，即使住对门同时开门见着了也不说一句话，便根本都不在乎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许，还都想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种印象——别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谁？几次大扫除后，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气，见着了不拿好眼色瞪对方。对方也还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门槛以外的卫生关我什么事？下次我家还没人，你管得着吗？气死你！仿佛，要证明自己正是那种不管自己怎样，别人那都必须包容自己的人。结果便是，互相嫌恶。这使街道干部们很头疼、很无奈，因为有关方面经常检查社区卫生。怕受批评，后来干脆由街道出一笔钱，每两个月雇人打扫一次那幢楼的楼道。虽然如此，A君仍充当着义务清扫工，他难以忍受两个月才打扫一次的楼道的卫生状况。
某日我去他家，恰见他在拖楼道，也恰见一对青年男女自上层楼下来，都往楼梯上吐瓜子皮。
我说：“年轻人，怜悯一点儿老同志行不行？快七十岁的人了，拖一次楼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话说完，男青年顶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吗？”
我再说不出话来，一对年轻人冷面而过。
A君却责备我：“你多余说那么几句，他们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涨了，他们压力大，应该像特蕾莎修女说的，原谅他们。”
进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说：“单元门一关，我就当我们这个单元的人家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不管买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员都是忙人、累人、有压力的人。就我是闲人，也没什么压力，搞搞楼道公共卫生这种事由我来做责无旁贷，全当健身了。”
我说：“你可以写份告知书贴楼道里，要求别人起码能尽量保持一下楼道卫生。”
他说：“不是没那么想过。转而一想，觉得不好。”
问：“为什么觉得不好？”
他说：“确实也没人逼我做啊。何况街道上还雇人每两个月打扫一次。我心甘情愿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为自己因而就有权要求别人怎样怎样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无话可说了。
去年年初，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A君摊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胜诉了。
愕问详情，方知——住他楼上的一户人家七十六岁的老太太，在自家门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来岁的儿子，认为是由于A君刚刚拖过楼道，使水泥地面太湿，因而才导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说有自家小“阿姨”可做证，给了他两种选择——或一次性赔偿十万元，彻底私了；或等着上法庭。
A君的常识提醒他，私了往往后患无穷，只得选择了当被告。
而法官认为——楼道没有探头，故无铁证足以证明，老太太之跌倒确与A君拖湿了地面有关；但也没有铁证足以证明，A君拖过的地面并非多么的湿滑。所以，从逻辑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只能依据逻辑关系进行判决，小“阿姨”的证言作为参考。
结果是——A君须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两万三千余元的人道主义住院医疗费；老太太没参加过工作，她儿子也没为她缴纳过医保，故本案不能不本着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进行判决。
A君没上诉，他预料上诉也肯定还是那么一种结果，认了。
我说：“我见过他拖楼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会用戴胶皮手套的双手将拖布拧得很干呀。”
那位朋友在电话里说：“可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嘛！”
发生了那件事后，A君再也不敢拖楼道了，也完全丧失了以前住在那里的好心情。这是必然的，他根本无法对那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装出若无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样子；而那老太太的秃头大脸一副刁民形象的儿子，每次见到A君也总像A君仍欠他一大笔钱耍赖不还似的。此种关系已非谁原谅不原谅谁的问题。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帮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帮不上。毕竟，A君达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种崇高的心灵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谓的君子。
他只不过是一个好人而已。
春节后，好人A君与我们几位朋友相聚时告知，他做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决定——也将房子卖了，大部分钱存上了，用八十几万在一处环境优美的郊区买了所漂亮的小农家院。不久，他搬去那里住了。
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约来约去的，拖到7月初才终于成行。
A君胖了，气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处。离某处部队医院颇近，只消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的新家不再仅仅是家，而可以说是“家园”了，因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欢养花的人，斯时院子里的树花已开过了，一花圃草花却开得烂漫，散紫翻红，美不胜收。
我们都叫不出那是什么花。
A君说是七彩茉莉，虽属草本，气温若不低于零下10℃，则可挨过冬季，其根不死，来年春夏仍可奉献红花绿叶。
A君的心情分明地又好了，其言其行显得更加热爱生活了。我们都看得出来，与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有关。
那女人五十来岁，衣着得体，快手快脚，做事麻利，当年定有几分姿色，如今还是挺经得住端详的。
A君称她“玉华”，说她是风景区的临时勤杂工，他搬过来后需要一个照顾自己的人，在风景区偶然认识了她，问她愿不愿成为照顾自己的人，而她表示愿意，于是从风景区的集体宿舍搬到这个小院里来住了。还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女儿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译。她愿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进城去投靠女儿。
“这院里原本只有树，没有那些七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欢花以后，用风景区的花籽在院子里种出来的。我喜欢花，她会种花，我俩缘分不浅吧？”
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他俩不只缘分不浅，关系也已不浅。
我们三个在A君那里住了一夜。
晚饭是玉华做的，她厨艺不错，却不就座，像服务员似的，将我们每一个照顾得都很周到。
第二天上午我们告辞时，A君搂着玉华的肩，站在院门口目送我们的车开走。
一个朋友在车上说：“也忘了问玉华是哪个省的人了。”
开车的朋友说：“操心太多了吧？”
我说：“他有一天肯定会请咱们喝他俩的喜酒。”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份从某国寄来的邮包。自忖并不认识彼国的什么人，甚怪。拆开，竟是A君所书特蕾莎修女之语录，曾挂在他家那两幅中的一幅，还有一瓶治萎缩性胃炎的药和一封信。
信是A君在那一国家定居的儿子代他写给我的，而他因精神受了大刺激，正在那一国家接受心理治疗。
读罢信，方知A君经历的官司，竟有起伏跌宕的下文：
先是，那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因家产分配不均，求助于电视台的调解节目，希望她们的弟弟能回心转意，与她们重新分配家产——两个姐姐的说辞是，父母老宅的动迁补偿款，几乎被她们的弟弟独吞。一部分买了城里的房子（因而曾与A君成了同一幢老楼的同一个单元的邻居），另一部分不知去向。两个姐姐指斥弟弟，不但挟持母亲与己同住，而且拒绝为老母用动迁补偿款补交医疗保险……
那当弟弟的于现场勃然大怒。
调停失败，闹上了法庭。
既闹上了法庭，便干脆都撕破了脸，亲情殆尽，变为互憎，都恶语攻讦。
两个姐姐怒斥她们的弟弟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向善于搅浑水、恶人先告状的人——为了表明她们的话是有根据的，她们揭发了他如何收买小“阿姨”做伪证讹诈A君的劣迹。由于涉及前案判决的公正与否，法庭传唤了那小“阿姨”。慑于法庭的威严，小“阿姨”供认不讳。那老太太的儿子又勃然大怒，反咬一口，咒言小“阿姨”被自己的两个姐姐收买了。小“阿姨”大呼其冤，亦声泪俱下地控诉他多次奸淫过自己……
总之是你咬我来我咬他，当庭打起了连环口架。
便不得不休庭了。
小“阿姨”无处栖身了，亦怕因做伪证被追究法律责任，潜回到她母亲也就是A君后来的住处去了。
A君一见到那小“阿姨”，自是骇然万分，而“玉华”对他说过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
那母女俩跪地乞求原谅。
A君虽不忍当即驱逐，亦不敢与她们在那小院里共度一夜，只得住到附近的宾馆去了。经彻夜思考，决定予以原谅。但回到小院后，那母女俩已不知去向。她们盗走了他的存折以及某些她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连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也只剩被破坏了的框子了。
这是必须报案的。
第二天那母女二人就被抓捕到了。
第三天法院的同志也找到了A君，告知他，他有要求结案重审的权利。
他放弃了那权利。
但他也不愿继续在那小院住下去了——尽管那正是七彩茉莉盛开怒放、小院芬芳四溢的时候。
他已没了再一个住处。
好在有护照。于是，锁了院门，在宾馆住了下去，出国申请一经批准，便到某国投奔儿子去也。
另外两位朋友也收到了邮包——内有另一条幅或特蕾莎修女的油画像。
我们三个用短信互发了一通感慨，以后各忙各的，渐渐地，似乎都将远在他国的A君给忘了。
今年7月，A君又开始联系我们。
他说他不会在别国常住下去，还是要落叶归根的。但也不愿一回国就住进养老院——请我们替他去看看，他那第二处家怎么样了？
我们某日清早驱车前往，到时八点多钟。头天晚上刮了半夜的风，那日无雾霾，蓝天白云，阳光灿灿。
一位老友掏出他寄来的钥匙开院门，锁心已完全锈死，哪里还扭得动呢！
驾车的朋友取来车上的救生锤，将锁砸落。门的合页也几乎锈住了，我们差不多是撞门而入。
但见满院七彩茉莉开得葳蕤，一片连一片，一丛傍一丛。除了一条铺砖窄道，凡有土壤的地方全被那花们占领了。铺砖窄道也只能容人侧身而过，开满花朵的花枝，从左右两侧将其遮掩了。几棵树的树干，皆被五彩云霞般的花朵“埋”住了半截。
一院落鲜花开得令人目眩，浓馥香气使人沉醉。
竟难见杂草野蒿的踪影，真是太奇怪了！
一个朋友困惑地说：“怎么会这样？”
我说：“去年是暖冬啊。”
另一个朋友说：“它们原本就是这院落里的多数，种子集中于此，院外又以水泥地面为主，杂草野蒿的种子不太容易被风刮进来。即使刮进来了也是少数。多数排挤少数，当然便会如此啦！”
我一时陷入沉思，觉得自己的头脑之中太应该产生出来一点儿比“去年是暖冬”更值得一说的感想了，却又一时产生不出来。
便只有呆住着。
2016年8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