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吐鲁番方向的列车终于在晚上8点进站，把我们从哈密瓜的世界中拯救了出来。我们在火车站买到站票。但是一上车，我们就直奔乘务员室。大多数火车的乘务室紧挨着餐车车厢。但这趟列车太长，乘务室跟餐车隔着三节车厢。等我们找到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推推搡搡地挤在一起，等我们看到一个空当，便奋力挤了过去，哇！乘务员卖给我们两张软卧。我们一路睡到大河沿镇。在下车时，时间是早上四点半。铁路不通过吐鲁番，而是在其北边60公里处才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旅行者需从大河沿乘汽车去吐鲁番。我们走出火车站，发现站前就停着大巴车。司机正钻在一件羊皮大衣下呼呼大睡，车上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们，汽车六点半才出发。他说的挺对。两小时后，六点半，司机终于动弹了一下，几分钟后我们就出发了。这时仍是夜半时分。在新疆，六点半还没有破晓，差不多等于北京的四点半左右。但是为了保证步调一致，中国政府规定，所有地区的时间都以北京时间为标准。北京与吐鲁番之间相距2500公里，但两地的时间一致。于是在北京人打太极、遛鸟时，我们正在星空下穿过黑黢黢的原野。
我们抵达吐鲁番时，已经过了八点，太阳正冉冉升起。实际上，我们还没真正进入吐鲁番。汽车在吐鲁番几公里外停下，每个人都买上票，然后再继续前进。这本来花不了多长时间，但问题是售票员坚持外国人得付双倍的票钱，车上的其他几个外国人坚决反对。幸亏，我和芬恩有教师证，避免了这场麻烦。然而，我们还得坐在那儿，看着这场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东西方交战。最终，售票员钞票到手。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吐鲁番汽车站。
吐鲁番依旧保持了很多传统的特色。人行道上，几个白胡子老人盘腿坐在祷告垫子上，读着《古兰经》中的段落，等待新来的人在他们乞食的碗中放点零钱，用以维持一天的生活。
马路对面是个大巴扎（“巴扎”系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编者注），刚刚开市。驴子拉着成车的杏子和葡萄，更多的白胡子老人打开货摊的遮帘，露出各式各样的刀子、茶壶和丝绸披肩。街道两旁是灌溉沟渠，掩映在枣树和葡萄藤的绿荫下。我们终于有了置身于丝绸之路上的感觉。
我和芬恩穿过几个街区，在充分感受了清晨的热闹气氛后便招了辆出租，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吐鲁番宾馆。吐鲁番只有两个地方允许外国人入住。旅游团和有钱的旅行者住在绿洲酒店，其他人则住在吐鲁番宾馆。我们选择了后者，不过到了宾馆后有点疑虑。宾馆正在翻修，上厕所须离开我们住的楼，穿过庭院，转入一条小巷，还须记住哪一扇幽暗的门后是一排蹲坑。
但是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回头想想住宿的那几天，我们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吐鲁番宾馆对面有一家约翰咖啡馆。那天早上，我们小睡片刻后便去酒吧难得地享受了一番：一杯咖啡，一个煎蛋。咖啡不是最好的，煎蛋也不是最好的，但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上的感受。
绿荫下的吐鲁番街道
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期待这种特别的感受。我们在敦煌的飞天宾馆就从其他游人那里听说了约翰咖啡馆。那么，约翰是谁？约翰是一位汉族青年，住在中国西部边疆城市——喀什。丝绸之路上的居民有着良好的经商头脑，约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显然发现，迎合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口味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
几年前，约翰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在喀什的海员大酒店的庭院里开了第一家咖啡馆。我们到访的前一年，他已在吐鲁番开了第二家咖啡馆，他计划稍后在敦煌开第三家。他的目标是让自己开办的绿洲（咖啡馆）贯穿丝绸之路。他选对了地点。敦煌、吐鲁番和喀什是丝绸之路中最值得游人参观的三个地方，他的咖啡馆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除了咖啡和煎蛋，咖啡馆还提供西方人最喜欢的几道菜，比如炸薯片，以及几道基本的中国菜。这里的菜单上还包括苹果派和巧克力慕斯。但这并不是外国人蜂拥而至的原因。他的咖啡馆开在露天的葡萄架下，这才是外国人所追求的氛围。可惜的是，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氛围却难得一见。
吐鲁番怡人的气氛并不仅限于约翰咖啡馆。土坯仍旧是首选的建筑材料，这是个值得漫步一游的小城。早餐后，我们信步闲逛，虽然走的路比散步要长一点，但仍是一种散步。从约翰咖啡馆出来，我们沿着一条土巷穿过老城区，经过了几百户典型的维吾尔住宅：土坯院墙，庭院掩映在葡萄架下。白天，大门通常是打开的，有一家人邀请我们进去喝了一杯茶——维吾尔风格的甜茶，加了冰糖、干果和坚果。这一家人非常热情，非要留我们吃午饭，但我们说还要去看几个地方。我们要去看一座尖塔——额敏塔，因此我们的漫步也到此结束。额敏塔不仅是吐鲁番最著名的景点，也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最美的建筑。
尖塔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manarah”，意思是“灯塔”，伊斯兰教的尖塔形似灯塔。但是尖塔的作用不是警示，而是召唤。靠近塔顶有个阳台，负责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在此召唤信徒前来祈祷。尖塔是清真寺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清真寺又是穆斯林社区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以前也见过类似的尖塔，但无一能比得上额敏塔。它是我们在新疆见过的最美观别致的伊斯兰建筑。此塔于1777年由当地郡王额敏和卓所建，并因此而得名。设计者是一位当地建筑学家，在去麦加朝圣的旅途中，他曾在阿富汗见过类似的建筑。与方座、多层的佛塔不同，额敏塔为圆座，自下而上渐细，呈锥形；表面用土坯砖砌出十几种不同的图案。可是，我们很想知道，为何它绝世而立？
管理员告诉我们，尖塔是一座纪念碑，代表着维吾尔族对清政府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大力支持。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座尖塔标志着几百年来汉族和维吾尔族的深厚友谊，这也是它屹立不倒的原因。
尖塔由晒干的土坯砖建造，耗费了7000两白银。显然，额敏和卓的友谊大大得到了补偿。它好像一枚直插云霄的导弹，圆形基座的直径达10米，圆锥形的塔身高达37米，顶部有一组窗子，宣礼员在此召唤信徒祷告。不过如今只在星期五和圣日召唤信徒前来祷告，其余的时间，尖塔和相邻的清真寺对我们这样的游客开放，但是通往塔顶的楼梯口却被牢牢锁住。
额敏塔
参观了尖塔和清真寺后，我们品尝了入口处的葡萄架上垂下来的葡萄，并从商贩那里买了一些葡萄干。然后，我们原路返回吐鲁番宾馆。在约翰咖啡馆，我们早早地吃过午饭，然后享受了一个难得的长长的午觉，作为清晨小憩的补充。之后，约翰咖啡馆再次提供了完美的晚餐环境。天色将暗时，我们品着饭后甜点——巧克力慕斯，喝了几杯尊尼获加（尊尼获加，即Johnny walker，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品牌，俗译“约翰走路”。——译者注），以此来洗去早先行走的一路风尘以及巧克力慕斯的甜腻。我们终于过上了想象中的丝绸之路上的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们决定再来一次野外探险。在宾馆外边，好几辆私人面包车等着载客去景点游览。5个人包一整天的价格是150元人民币，还不到30美元。我们找到一辆已经有3位乘客的面包车，占了最后两个位子。这么划算的交易，我们可不想错过。
游览从吐鲁番东部的景点开始，坐在司机身边的导游说，趁早晨空气凉爽，太阳不毒的时候游览东部最好。第一个景点是本地区最著名的一个旅游胜地——火焰山。赤红色的山坡从城北开始，向东绵延100公里，一直到哈密。放眼望去，独木不见，寸草不生。夏季的白天，山体表面温度超过80℃，足以烤熟一只鸡蛋，甚至一个和尚。提到和尚，不得不再说一个关于玄奘法师西去印度经过火焰山的故事。
火焰山
返回唐朝后，玄奘曾写了一本书，记录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900年后，吴承恩根据玄奘的记述演绎出了一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书中随行玄奘取经的还有四个徒弟，其中最突出一个的就是猴王孙悟空。
根据这部玄奘西游记，师徒一行来到丝绸之路这一带时，被一眼望不到边的火焰山阻挡住了去路。怎么办？玄奘向观音菩萨祷告，而猴王自有他的主意。他飞去借铁扇公主的宝扇。但铁扇公主不是很愿意帮忙，两个人便开始斗智斗法，孙悟空差一点儿就输了。但最终他带回宝扇，扑灭了火焰，师徒四人继续上路。
我们就轻松多了。从吐鲁番向东行驶40多公里后，我们转弯沿一条柏油路穿过了火焰山。风雨剥蚀的地貌及其荒芜悲凉构成了火焰山神奇壮观的景象。我们驶进一个峡谷，见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淌，这更增添了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的不真实感。河水来自北方50公里外的天山，不知道它是如何流到这里，居然没有被蒸发或消失在沙漠中？
我们沿着长满青草的河岸又行进了10公里，突然，路边凭空冒出来一个景点。这是一组描绘玄奘、悟空和其他几人通过火焰山情景的泥塑。和其他路边景点一样，这组雕塑也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只是新奇好玩而已。
其实，雕塑也不是凭空出现，从这里再往前行一公里后，就到了路的尽头。这个地方的名字，一百年前不惧危险经过丝绸之路的外国鬼子，没有哪个不挂在嘴边。它就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关于它的故事可不少。
“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馆”。实际上，它是一个佛教艺术宝库。在1905年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遗忘。使它的宝藏重见天日的是德国考古学家冯·勒柯克。他第一次找到这里时，对自己所见到的东西并未特别在意。很多洞窟被当地牧人用来遮风避雨，因此大多数精美的壁画因烟熏火燎而受损，无法修复。但是勒柯克到处刺探，在这群洞窟的最北端获得了重大发现。峡谷尽头的这些洞窟被不断从山上滑落的沙子所掩埋。勒柯克选择其中一个洞口，开始清除沙子。沙子挖走后，他发现了几十幅保存完好的、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壁画。这些壁画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画中除了常见的佛教人物，还有印度以及波斯王子，甚至还有一个红发蓝眼的洋鬼子。
勒柯克决定把这些壁画带走。他的做法如下：首先，他用一张由毛毡包边的木板盖住壁画，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沿着木板切割，直到穿透一层层的黏土、驼粪、干草和灰泥组成的画基；接着，他用一把特制的锯子使壁画最里边的一层与墙体分离；最后，他把支撑壁画的木板慢慢放平，使之与地面平行，再把原属于洞窟墙壁的壁画包装好，送回柏林。他搜集了丝绸之路被掠夺宝藏中最精美的一批珍品。可惜，这些收藏在二战中被盟军的炮火毁坏，残存的一部分现在收藏在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中。
洞窟中保存下来的壁画就更少了。勒柯克“工作”过的整个北部洞窟部分现在禁止入内。只有南半部分仅余的少量壁画提示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当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走进遗址所在的峡谷时，我不禁回想起冯·勒柯克对此番经历的记叙，尤其是在一个月夜，“万籁俱寂，突然传来可怖的嚎叫，似有千百鬼怪出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步枪，跑出门外，惊恐地发现整个马蹄形的山谷中，群狼对月长啸。他手下的人一再向他保证狼群不会伤人，但他还是开了枪，并在日记中记录他此前遇见过一位12岁的可爱女孩被迫跟一个60岁的老头订了婚。随着婚礼的临近，她逃走了，打算穿过沙漠去往另一个绿洲。途中，她在一个泉边歇脚，睡着了，被狼群发现。等她父母找到她时，只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碎片和一双靴子。
很不幸，洋鬼子艺术收藏家的掠夺使得柏孜克里克洞窟文物残存不多，现在只留下这个古老遗址本身这一神奇壮观景象。洞窟凿刻在砂石岩峡谷的西墙上，峡谷入口处只有一小块地方勉强能让维吾尔族牧人容身。北面旷野之外，远远耸立着白雪皑皑的天山山峰，那是流经这片恐怖地带的河水的发源地。河水从此流过并非大自然的巧合；1500年前的僧人们开凿了这片洞窟，使之成为艺术宝藏也并非偶然。发源于远处天山的河水经地下运河被引到这里，穿过峡谷，流入南面的沙漠。当地居民不辞辛劳这样做的原因是，1500年前的沙漠中并非只有沙漠。峡谷与沙漠交界处向南几公里外，就是高昌故城，它是开凿山洞的僧人们的家乡。
看完了残存的洞窟艺术，我们沿着河流驶出峡谷，进入沙漠，去往故城遗址，其所辖区域曾经东西长达500公里。高昌是公元前1世纪大汉王朝为了抵御匈奴以此来夺取对丝绸之路远端的控制而建立的一个边塞小镇。此地距离长安太远，没有中国人能在此久待。几个世纪中，高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都城，历任统治者既有中国血统，也有中亚血统。和东南边的哈密及敦煌一样，高昌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交汇处：一条道从帕米尔高原穿过，经喀什通往西南，另一条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草原通往西北。高昌因贸易而致富，且常常与中国有利益冲突。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附近风光
有一次，高昌的独立政策惹怒了中国皇帝，便派遣大军前来攻打高昌城。高昌王见中国大军兵临城下，心脏病发作，惊恐而死。讽刺的是，就是这个高昌王在玄奘西去印度的路上曾对他热情招待。玄奘早就名声远扬，高昌王听过玄奘讲法，他不想让这么一位杰出的高僧离开本城。7世纪玄奘来到此地时正值其最繁盛的时期。但是，玄奘不打算半途而废，他婉拒了高昌王的美意。但高昌王同样意志坚定，当玄奘绝食时，他仍然心平气和，礼遇有加。
我们走进高昌故城的城门，去看玄奘待过的地方。高昌遗址与敦煌佛教艺术齐名，都是整个丝绸之路旅行中最精华的部分。没有哪一处遗址可如此近距离地体验，规模如此之宏大，给人印象如此之深。这座一千多年前建立、13世纪毁于蒙古人之手的丝绸之路城市，其外观及布局让20世纪的游客如此深有感触，其他任何地方无可比肩。
1905年冯·勒柯克在此挖掘时，发现了一个有一百多位僧人遗体的地宫。这些僧人都是死于蒙古征服者的残暴之手。但是，勒柯克发现的不止这些佛教艺术和僧人遗体，他还发掘出了一座内有拜占庭风格壁画的基督教堂。而在一座摩尼教堂内，他发现了一幅与真人一般大小的摩尼教派创始人——摩尼的肖像画。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摩尼手稿，并首次向世界披露了这个独特的、已经消失的教派的历史及其教义。
高昌故城遗址
高昌是个国际化都市，有关巴格达和罗马的最新消息以及来自长安宫廷的最新传言在这里互相交换。穿行在故城遗址中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遗址位于古城墙内，方圆五公里多。由于面积太大，许多游客选择坐驴车观光。多亏有这些车辙，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各个景点，不过这一堆废墟看起来与下一堆废墟并没多大区别。
但有一处遗迹截然不同，那就是位于古城西南角的一座佛殿。大殿保存完好。内部有一个巨大的中心柱，信徒通常绕着这个柱子转圈诵经。在佛教发展初期，佛塔是唯一的建筑形式，即在佛祖及其显赫弟子的舍利上面建起土冢，后期改为砖塔。朝拜者通常围着佛塔绕圈，来祭拜这些舍利，因此又增加了砖砌的走道和屋顶，这样朝拜者便可风雨无阻地来此祭拜。后来，佛塔本身演化成一根巨大的中心柱，基座的佛龛里供奉着佛祖的雕像。最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柱子被祭坛所取代，上面供奉着越建越大的佛像。同时，走道几乎完全取消。敦煌洞窟里面的佛殿就暗示了这种演变过程，但是在高昌，中心柱和走道的作用要明显得多。我和芬恩在故城西南角的佛殿中绕着柱子走时，不禁感觉我们是在沿着玄奘的足迹行走。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对遗址失去了兴趣。沙子太深，走起来很费劲。终于，导游把我们唤回面包车上，该往前走了。但没过几分钟，面包车又停了下来。这里没有遗址，只有坟墓，阿斯塔那古墓群。“阿斯塔那”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首都”，这些坟墓里埋葬的都是5世纪到10世纪期间高昌都城中的精英人物。古墓群所在的位置一带相当于中国的“死亡之谷”或“死亡之海”。这里降雨稀少，只比月球上多一点。极度干旱的气候条件有助于埋葬的尸体保存完好，甚至有些尸体在被发现时，其瞳孔还依稀可见。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尸体，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衣服及做好的食物（包括饺子和面饼）。这为我们了解1500年前丝绸之路沿线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提供了相当详细、完整的记录。
高昌故城之残垣断壁
这里共发掘出五百多座古墓，其中有3座对公众开放。当然，地面上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必须沿着窄窄的阶梯走到约6米深的地下，四处漆黑一片。管理员似乎没兴趣开灯，除非来了旅游团，而且是聪明一点、能付出一笔可观小费的旅游团。这里毕竟是丝绸之路。在三号墓的入口上方，一块牌子记录着当地一家旅游公司慷慨捐赠了5000元人民币，大约有1000美元，这或许能保证这家公司终生免费使用照明设备。幸好，我们和芬恩没忘带手电筒。
墓中出土的大多数文物都被运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省博物馆，这里只剩下几具保存完好的尸体和几幅壁画。其中一幅壁画尤其值得一提。画中一男一女，分别用一只手臂搂住对方，另一只手中各自拿着指南针和木匠用的直角尺。他们的下半身也互相缠绕在一起，不过不是人形，而是两条蛇身——或者是龙身。自然，这幅画背后也有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混沌初开，分裂为阴和阳，阴阳再分，不久就出现了第一个生灵。他的名字叫盘古。盘古竟然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作狂。他一踏出宇宙的子宫，便捡起一把锤头和一把凿子，挥舞了18000年，开天辟地，创造出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然后，他便倒地而死。
但是盘古死前生出了一对双胞胎，半人半龙。他给男孩取名伏羲，给女孩取名女娲；尽管他们是兄妹，却结为夫妻，生育了龙的民族，我们称之为“中国人”。这就是他们俩的画像为何有时出现在中国人墓葬的墙壁上，甚至远到丝绸之路。
看过了该看的，我们回到地面，赶回吐鲁番。在约翰咖啡馆吃过午餐后，一日游继续。这一次，我们往城西行驶30公里去看另一个遗址——交河故城。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每天降临吐鲁番的下午风刚刚刮起。
“交河”意即“河流相交之地”。但是这里只有一条河，那就是牙尔乃孜河。牙尔乃孜河在遗址北边分流，两公里后，它的两条支流在遗址下方交汇。遗址位于一个树叶形的风蚀黄土岗的顶部，黄土岗的两边是高约30米的峭壁，一般人要想登上顶部只能走一条从河流交汇处起始的陡峭的小路。我和芬恩出发后不久就不得不停下来，拿一条大手帕蒙在脸上，以免黄土岗上扑面而来的飞旋呼啸的沙土被我们吸入口中。
因其天然御敌及接近水源的地形，黄土岗为吐鲁番地区的早期居民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地。2000年前当汉人初来此地时，交河已经是一个小王国的都城，其财富可敌高昌，而交河也因处于高昌的阴影下而历经兴衰。和高昌一样，交河也于13世纪被蒙古摧毁，从此这里便只有漫天呼啸的狂风。
交河故城遗址
由于地理位置受限，交河未能像高昌一样发展壮大，人口从未超过五六千，只有高昌的1/10左右，但它却是丝绸之路上那一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其遗址保存程度也好于它的东部邻居——高昌故城。
沿着小路登上顶部后，我们穿过以前的城门，顶着风沙走上了大道。古时候，这条大道曾是城市的主要交易市场，道路两边布满商铺和货摊。大道宽10米，长350米，一直延伸到市中心。道路的终点并非官府所在地，而是城市中最大的佛寺。
我们在遗址中漫步时，惊讶于遍布各处的庙宇和佛塔。交河城只有1700米长，不到300米宽，但我们数了数，共有六七座庙，而佛塔的数量则是其两倍之多。显然，到了后期，交河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宗教避难所。地面上仍散落着唐朝时期修建的庙宇瓦片，它们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古老而又最廉价的纪念品。
参观完风沙肆虐的交河遗址，我们问面包车司机是否还有时间带我们去沙丘中进行治疗。对，就是去沙疗。一路跋涉下来，我们浑身好几个地方酸痛不已，急需得到中国唯一的一家沙漠疗养院的关注。夏季，当中国其他人都在找地方避暑时，吐鲁番滚烫的沙子却吸引了一些人前来接受独特的热疗。古时候，吐鲁番被称为“火洲”，这个名字跟城市非常贴切。吐鲁番位于亚洲最低的盆地中，只比地狱高那么一点儿。每年夏天，位于城市西北部16公里外的沙丘中的吐鲁番沙疗所便对外开放。在那里，患风湿病或其他疾病的人们花少量的钱就可以经过检查并诊断病情后，将身体埋在沙中炙烤，看起来像夏威夷宴会上的一只只烤猪。然而，吐鲁番的沙疗对风湿病的治愈率高达90%。这并非完全是炎热带来的效果，而是沙丘中的灰色沙粒富含有助于打通人体经络的磁矿。
交河故城之残垣断壁
在沙疗的整个过程中，你被裹得严严实实，待在彩色帐篷中或沙滩太阳伞下面，避免阳光暴晒。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患上皮肤癌。我们看了一些有关沙疗的照片。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一场糟糕的冲浪运动比赛，而你就像是在等待永远都不会打上岸来的海浪。当然，那浪头更不会打向我们了。司机说，沙疗所只在6月中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开放，而我们到时已经是9月中旬了——又是一个丝绸之路上错失良机的伤心故事。
如果你来吐鲁番寻求热疗时机不对，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去艾丁湖，从吐鲁番往南40公里便到。
艾丁湖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中央，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0多米，是全世界大陆上的第二洼地，仅次于以色列的死海。艾丁湖其实算不上是个湖——虽然依靠从牙尔乃孜河流入的河水，有时它的面积可达150平方公里。一百万年以前，艾丁湖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要比现在大1000倍。后来印度板块向北漂移，撞上亚洲板块，挤压形成了青藏高原，这不仅封死了艾丁湖的入海口，还中断了由印度洋季风带来中亚的潮湿气流。从那以后，由于湖水不断被蒸发，矿物盐含量随之持续增高，艾丁湖越来越小。冬季，艾丁湖结冰时，工人们拥上湖面，凿取冰块。然后，他们把冰块运往附近的工厂，提炼芒硝，将其用于生产清洁剂和药品。除了苍蝇之外，工人们是湖上唯一的生命迹象。据说艾丁湖景色异常美丽，维吾尔族人把它称为“月光湖”。
不管怎样，司机说今天我们没时间游览艾丁湖，除非明天再安排一次游览。但我们明天已经计划好出发去乌鲁木齐了。于是，我们只能掉头返回吐鲁番。半路上，我们又一次停下来。夏季的吐鲁番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而一年365天当中，它都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里一年中有40多天气温超过40℃。在这样一个地方，显然水是生存的关键。但是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水发源于远处的天山，经地下流入此地，但是水并非以井水或河水的方式出现。它来自一个地下运河系统，从天山一路挖到此地，每隔10米或20米就有一个出口。这就是3000年前由波斯人发明并命名的“坎儿井”。此技术无疑是由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开来。
吐鲁番地区的地下运河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到20世纪末，令吐鲁番引以为豪的坎儿井长达5000公里。下车后，我们沿一段阶梯向下走，去参观一条坎儿井。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夏季的地表温度可能达到80℃，足以煎熟鸡蛋，而在地面几步之下，村妇正从火洲潺潺的溪流中汲水，且坎儿井周围空气凉爽。我们在此徘徊良久，直到导游催促一日游该结束了。
除了被称为中国最热的地方，吐鲁番还是中国最“潮湿”（“wet”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潮湿的意思，还有“饮酒、允许制售酒精”的意思。——译者注）的地方之一。这里所谓的湿润并非指降雨多，而是指葡萄酒多。善良的吐鲁番人民从波斯人那里获得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知识，并早在7世纪就把葡萄酒作为贡品传播到中原。
每年秋天，他们把最甜的葡萄用取自天山之上的积雪冰镇着装在镀铅的箱子里运到2500公里之外的历代都城。当葡萄运到目的地时，它们仍和刚采摘下来时一样新鲜，皇帝和大臣们欣然笑纳。但是，葡萄酒受到的礼遇更隆重。它被视为稀有之物，皇帝只把它赐给宠臣。唐代诗人李白便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他被中国人誉为酒仙。
在一次皇家宴会上，刚刚从吐鲁番进贡来的、盛在双耳细颈罐中的美酒使得李白灵感大发，写下了《对酒》这首不朽的诗篇。
对 酒
葡萄酒，金笸箩，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杯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
一日游到此结束，我们返回了宾馆。在这个沙漠明珠般的绿洲里，只要有时间游览的地方，我们都一一看过了：古代遗址、被洗劫的洞窟、世界洼地、尖塔以及地下运河。除此之外，我们还欣赏到一项乐趣，它就在我们入住的吐鲁番宾馆的窗外。宾馆中央庭院的葡萄架下，每晚都举办维吾尔族歌舞表演。游客可以付钱坐在椅子上观看，或免费站在葡萄架外观赏。而我和芬恩，只需打开窗户即可。
聆听着悦耳的音乐，我们不禁想到了丝绸之路的另一条支线（南线）。我们本可以轻松地待在伊朗的。但是，音乐居然能和更实在的商品一样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真令人感叹不已。谈到中国音乐，不可能不提及中国人称之为“西域”的那个地方的民族音乐。
中国人发明了琴，但是其他乐器大部分是从中东传入的，包括中国古典乐器，如扬琴、二胡及琵琶。许多富有特色的音乐风格也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甚至两千多年来一直用于祭奠孔子诞辰的乐舞都可以追溯到大夏国，也就是双峰驼的故乡。于是，我们听着李白当年在长安听过的同样的音乐，喝着他作为朝廷宠臣饮过的同样的葡萄酒，结束了吐鲁番之行。看看手中拿着的第二天一早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我们意识到“是时候关上窗户了，下一个绿洲正在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