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一百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小米和玉米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一千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三千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两千六百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三千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三门峡的黄河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1)——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八百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三千五百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
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 Walk of 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2)，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十三卷，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蓝田山色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做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做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五千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六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七千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纂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僭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的茅篷（草堂）。8世纪卢鸿作。这是画者隐居嵩山时创作的十幅画作中的第一幅。嵩山是终南山最东面的支脉。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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