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隔着半开半掩的防盗门，她见女郎从一个小桶似的玻璃器皿里接出一杯水，在服药。
    女郎服完药，扭头朝门口看了一眼，大声说：“哎，你怎么不进来呀?”
    肖冬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低声又怯怯地反问：“你还允许我进你的家吗?”
    “你这是什么话!”女郎放了杯，双手交抱胸前，隔着防盗门研究地望着她，“如果我不许你进我的家，我把你带到家门口干什么?”
    肖冬梅不禁破涕为笑，赶紧进了门。但是她站在门旁，不敢贸然再往里走。她想，唉，唉，允许我蹲在门口睡上一两个小时也行啊!在首都北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一名在当年红军长征过的路上长征了一半的红卫兵，竟落得如此这般可怜下场，谁能向我解释清楚为什么呢?
    她这么想着，身子已然蹲了下去……
    “起来!不许蹲在门口!”
    她那不由自主往一块儿粘的眼皮立刻强睁开来，惴惴不安地望着女郎。
    “把门关上!”
    她便关门。然而两重门的防盗暗锁对于红卫兵肖冬梅而言都是新事物。并且，都是挺复杂的事物。鼓捣了半天，也没能完成主人下达给她的“任务”。
    “你可真够笨的!”
    女郎几步跨了过去，以女教师指导一名笨学生做手工般的口吻说：“看着，这么弄，再这么弄一下，明白了没有?”
    女郎示范了两次，之后让她照做了两遍，直至确信她已经学会了开门锁门，才又命令道：“换上拖鞋!”
    那一时刻红卫兵肖冬梅感觉自己像一只很令训练师失望的猩猩。
    她噙着泪刚欲穿上拖鞋(那是一种漂亮的缎面绒底的软拖鞋)，女郎急又阻止道：“哎，先别!你那只光着的脚难道不脏吗?”
    肖冬梅低头呆立，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女郎从门后的挂钩上摘下条半湿不干的毛巾塞在她手里：“我这拖鞋是一百多元一双买的，知道吗?”——女郎看着她擦过了脚，换上了拖鞋，声音才又变得温和了：“进屋吧!”
    肖冬梅在前，女郎在后，一只手搭在她肩上，轻轻推着她往屋里走。
    女郎住的是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大约一百三十几平方米，一年前，花了五万多元装修过。按当时的装修价格而言，仅是比较简单的中档装修。但对红卫兵肖冬梅来说，宛如身在一位公主的奢华宫房。那一套舒适又大的真皮沙发、玻璃钢茶几、玻璃钢餐桌、电视柜上的大屏幕彩电、电视柜下面的VCD机、电脑桌上的电脑、纯净水器、落地音箱，以及地上铺的一块图案美观的纯毛地毯，吊过的顶棚，美观的灯盏，都使肖冬梅产生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印象。而像那样的家居水平，在2001年，在这一座人口二百余万的城市，少说也有十分之一。尤其是，客厅那面迎门的墙上，镶了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使房门多了一倍。使空间似乎更宽敞了。当然也使红卫兵肖冬梅产生了视觉上的错误，搞不清究竟有多少门多少房间了……
    女郎款款朝沙发上一坐，接着身子一倾斜，双腿一举，从脚上抖掉脱鞋，连腿也蜷上了沙发。女郎一手拄腮，侧卧于沙发，复又以研究的目光将肖冬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在门口又哭了?”
    肖冬梅便用手背擦脸上的泪痕。
    “为什么又哭了?”
    “怕你……怕你刚才不许我进你家的门了……”
    那一天，红卫兵肖冬梅所感受到的惊恐和耻辱，是她此前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她觉得自己真正领会了“孤立无助”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她进而想到了那些被游斗、被抄家、被戴高帽剃鬼头用墨抹黑了脸，并且彻底被剥夺了替自己辩护的权利的人们——她这一名中学女红卫兵，那一时刻，在别人的家里，不知所措地站在颐指气使的别人面前，怀着希望获得别人恩赐予自己的哪怕一点点呵护的乞怜心理，对那些“文革”中也受过羞辱的人们，终于由同命相怜而觉醒了一种违背红卫兵六亲不认的革命原则的同情。是的，她觉得，虽然女主人对她的态度已够温和已够友好已够善良的了，却分明的，仍不免时时流露着身份优越的女主人的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被宣布为“走资派”不久，母亲由于每被评为优秀教师，也便同理可证地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黑走卒”了。父母同样难逃被戴高帽挂牌子剃鬼头抹黑脸之厄运。而在那些父母最感屈辱的“红色”日子里，她和姐姐声明与父母脱离了家庭关系，住在学校不再回家了。甚至，她和姐姐连自己们的“长征”行动，都不屑于通知父母……
    想到这里，红卫兵肖冬梅又泪如泉涌起来，擦也擦不尽。
    “别哭!我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抽抽泣泣地哭!非要哭你就给我来个号啕大哭，那也算你哭出了档次。”
    女郎皱着眉，微欠身，伸长手臂从茶几上拿起了烟盒……
    肖冬梅从小长那么大从没号啕大哭过。既然明知自己哭不出档次，既然对方不能容忍她那种抽抽泣泣的哭，她也就只有强忍咽声，默默地流泪不止。肃垂着双臂，连用手擦泪也不敢了。
    “过来。”
    她半点儿也不敢迟豫地走到了女郎跟前。
    “坐下。”
    女郎缩了自己的双腿，拍拍沙发。
    她乖乖地坐下了。女郎的双脚就交叉在她身旁。那是一双白而秀美的脚。十个指甲经过细心的修剪，染了红色。似对儿一模一样的象牙雕的镶珠工艺品。
    “你觉得我欺负你了吗?”
    肖冬梅摇头。
    “那你在我面前哭什么?”
    “我想家……想爸爸妈妈……”
    “你家在哪儿?”
    肖冬梅就努力想她的家乡在哪一个省份。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关于这一点，她和另外三名红卫兵全都失忆了。
    “又装模作样是吧?”
    “不是装的。”她又流泪了。
    “想不起来算了。别想了。我怎么一时慈悲，把你这么一个神经有毛病的小破妞带回家来了!”
    女郎说罢，从裙兜里掏出手绢，塞在肖冬梅手里。
    肖冬梅一边擦脸上的泪，一边鼓足勇气问：“大姐，这儿真的不是北京吗?”
    “北京?你为什么会觉得这儿是北京呢?”
    于是肖冬梅将自己离开家乡那小县城，怎么样怎么样与自己的姐姐和另外两名红卫兵战友开始长征，怎么样怎么样遭遇了雪崩，以及被救后怎么样怎么样成为首都北京的客人，并受到敬爱的江青妈妈亲切关怀之事，一五一十地讲述给女郎听……
    女郎自然如听痴人说梦。
    “等等，等等!”女郎不由坐起，收拢双腿，手儿环抱膝盖，瞪着她问：“你说的那是哪辈子的事儿?”
    肖冬梅一愣，喃喃地嘟囔：“就是今年的事儿呀!”
    “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
    “今年是1967年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呗!”
    “错!今年是2001年。前年咱们中国刚欢庆了建国五十周年!”
    “2001年?”
    肖冬梅自然也如听痴人说梦，也呆呆地瞪着女郎，仿佛对方神经有毛病似的。
    “你别他妈这么瞪着我。我神经没毛病!”
    女郎蓦地站起，离开沙发，满屋东翻西找——终于找到一册画报，往沙发上一扔，指着说：“自己看!”
    肖冬梅拿起画报，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大红字——“欢庆建国五十周年专刊!”
    她不禁狐疑满腹地抬头看女郎。
    女郎又一指：“看我干什么?我脸上又没印着历史，让你看那画报!”
    肖冬梅不敢不看，也确想看个明白，不料一翻，偏巧翻到的一页上，印着首都各界群众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情形——王、张、江、姚的漫画头像画在人们手中高举着的牌子上，且都用红色画了重重的“×”。“四人帮”这个特定之词，她是根本不知因而根本不解的。但除了王洪文，另外三个的照片都是当年经常见报的，也是她只消扫一眼就立刻认得出来的。而此页的对页上，印着北大师生擎举写有“小平您好”四字条幅的情形……
    肖冬梅立刻将画报合了，往地上一扔，语调坚决地说出一句话是：“我不看!”
    “为什么?”
    “反动!反动透顶!”
    “胡说!”
    “……”
    “捡起来!”
    “……”
    “我命令你捡起来你听到了吗?!”
    肖冬梅只得又乖乖地将画报捡起。
    女郎一步跨到沙发跟前，劈手夺下画报，坐在肖冬梅身旁，翻开第一页后，表现出极大耐心地说：“看来不给你上一堂必要的历史课是不行了!我讲，你要认真听!认真看!……”
    于是女郎一页页讲，一页页翻——那一本专刊，通过生动典型的图文，概括了中国从1949年到1999年五十年内的历史。当刊中出现伟人毛泽东及共和国的杰出总理周恩来，红卫兵肖冬梅就顿觉亲切，俯头细看；出现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到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的情形，她眼里就熠熠闪光，仿佛自己也曾在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之中似的。而当画页上是粉碎“四人帮”的狂欢场面，是建国三十五周年“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检阅三军，以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各地视察的情形，她就高昂起头，坐端正了，闭上了双眼。女郎见她那模样，不免的又来气，一次次命令她睁开眼睛，命令她看……
    终于，女郎讲得没耐心了，合上翻了一半的画册，拿起了桌上那支一直想吸而一直没吸成的烟往嘴上一叼，并把打火机朝肖冬梅手中塞：“给我点烟!”
    “你打算把我变成你的奴婢?”
    肖冬梅的语调和表情都显得大为桀骜不驯起来。
    “叫你替我点支烟，你就觉得咱俩不平等了?这是我家，你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我是主人，你是无家可归的个小破妞儿!刚才你还生怕我不收留你在门外哭，怎么转眼就想和我平起平坐了?!今天你非给我点烟不可!”
    女郎将夹在手中的烟朝她伸过去——红卫兵肖冬梅备感屈辱，但是脸上却只得装出无条件地服从的乖顺模样儿。她从未见过那么美观的一个打火机——“它”是一个戴着小丑帽子的西方杂耍艺人。红卫兵肖冬梅不知怎么才能将“它”按出火苗儿来。事实上她只见过一种打火机，就是那种需要灌注汽油，有棉花捻儿的老式打火机。她的父亲就有一只那样的打火机。在她家乡那个小县城，除了李建国家县长的父亲，以及她自己的父亲等极少数有身份的吸烟男人，大多数吸烟男人和烟盒揣在一起的是火柴盒……
    “你又装模作样地耍我是不?”
    女郎等得不耐烦了。
    “我……我不会弄……”
    肖冬梅老老实实地承认。怕对方不相信，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敢耍你。我真的不会。”
    “谅你也不太敢!”
    女郎从她手中夺过打火机，自己燃着了那支烟——原来开关是小丑的帽子，火苗儿是从小丑的口中吐出的。
    “门锁也不会插，打火机也不会使，这倒使我有点儿相信你是1967年的一名红卫兵了!”
    “我本来就是1967年的一名红卫兵。”
    “岂有此理!你今年究竟多大了?”
    “差几个月不到十六岁。”
    “那你1984年才出生!”
    “不对。我是1952年出生的。”
    “那你现在就应该是四十九岁，而不是十六岁!……”
    “那你看我像是四十九岁的人吗?”
    红卫兵肖冬梅将自己的脸凑向了女郎。
    女郎用手掌抵住她的头，将她的脸推开了。
    “所以你不是1952年出生的!这他妈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不许再跟我犟嘴。否则我可真要生气了!”
    “所以今年肯定不是2001年。因为今年我明明才十五岁多。我不是偏要跟你犟嘴，我是糊涂极了!”
    “你他妈也把我搞得糊涂极了!”
    女郎又站了起来，并且也将肖冬梅扯了起来，抓住她的手满屋这儿那儿走，指着大大小小一件件有商标的东西给她看。那些东西的商标上无一不印着2001年……
    最后女郎将形形色色几十册杂志摊开在茶几上。显然的，女郎认为那些杂志最具说服力，因为每一册上都醒目地印着2001年某期。
    女郎深吸一口烟后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拿起一册2001年首期的杂志，翻开封面，朝肖冬梅一递，命令道：“给我大声念!”
    肖冬梅只得念：“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们终于和全世界60亿人共同迎来了2001年这一千禧之年!”
    “停!”
    肖冬梅眼盯着那一行字不能移开。
    “不只中国，全世界都进入了2001年!哎，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真有毛病呀?”
    肖冬梅默默将杂志放在茶几上，默默将一只手从两颗衣扣之间插入上衣内，表情极其庄重地往外掏什么……
    她缓缓地掏出的是红塑料皮儿的“红卫兵证”……
    她向女郎双手呈递……
    女郎说：“今天我可真开了眼了!”
    女郎第一次见识到“红卫兵证”——她接在手里，打开来一看，不禁地又嘟囔了一句：“还他妈是钢印!”
    肖冬梅却斗胆批评道：“你满嘴他妈的，语言很不文明。女性这样，尤其不文明。”
    女郎朝她瞪起了眼睛：“你别他妈教训我!你们当年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径就文明了吗?”
    于是红卫兵肖冬梅识趣地低下了头，保持着近乎高贵的革命者姿态，一副不与对方一般见识的模样。
    肖冬梅的“红卫兵证”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出生于1952年8月15日。没有任何一笔涂改过的笔画。被钢印压过了一角的照片上的肖冬梅，当然也和女郎眼前的肖冬梅一模一样，仿佛只要把她的脸缩小了，往照片上一按，就会五官吻合甚至纤发不差地复叠在一起。
    女郎像格外认真的海关检查员似的，仔细地看一会儿照片，又仔细地看一会儿肖冬梅，如此数次。
    三十四年前的红卫兵肖冬梅特别经得起端详地问：“大姐，您看出我的红卫兵证有什么破绽了吗?”
    这回轮到女郎只有一声不吭地摇头的份儿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会觉得我是在巴结您吧?”
    “你当然可以叫我大姐，不过别‘您’、‘您’的。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家里对我‘您’、‘您’的!”
    “那么大姐，你认为我的红卫兵证是假的吗?”
    女郎再看一眼红卫兵证，又摇头。
    “我有没有可能是在冒充红卫兵证上那个叫肖冬梅的中学生呢?”
    女郎依然摇头。
    “那么大姐，我现在倒要请教于你了——红卫兵证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出生于1952年，而我现在十五岁……那么今年怎么会不是1967年，而是2001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这……”
    女郎一时被问得睖睁。
    “我不想像你说我一样，说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那种话……”
    “可你他妈的已经这么说了!”
    肖冬梅特有教养地微微一笑：“你又说‘他妈的’了，不过我想，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我也会慢慢习惯的。”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见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经一点儿毛病也没有。”
    “我的神经也一点儿毛病没有!”
    女郎最后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红卫兵证，生气而又不知究竟该对谁生气，迁怒地将它使劲儿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缓缓伸出一只手拿起她宝贵的红卫兵证，用另一只手轻轻地、反复地抚着彤红的塑料皮儿，如同那是有生命的东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怜爱它似的。她刚想重新将它揣入上衣内兜，却被女郎又一把夺了过去……
    肖冬梅不禁有点儿不安地瞧着女郎，仿佛对方会把她宝贵的红卫兵证毁了似的；仿佛只要对方敢那么做，她则必须一跃而起与对方拼命似的……
    女郎转身将红卫兵证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我认为咱俩的神经都很正常，显然是不怎么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坚持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明摆着你已经出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神经并无毛病。如果我反过来这么认为我自己，我又不情愿……”
    她掌心向上画了一段弧，接着说：“证明我神经正常的东西更多。这屋里各处的一切的东西都能证明。不过咱们不必继续争论今年究竟是1967年还是2001年了，我看这一点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太重要……”
    肖冬梅低声说：“不，对我太重要了。”
    尽管她是低声说的，毕竟已打断了女郎的话。
    女郎又生气地瞪她。
    她赶紧讨好地一笑，宁愿服从地又说：“大姐，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不再与你争论了。”
    女郎由衷地笑了，摸了摸她的脸颊。
    “现在，你给我站起来。”
    肖冬梅表现很乖地站了起来。
    “把你的帽子摘了。把你的上衣脱了。你用这么一身行头包装自己，神经没毛病，在别人看来你也是个神经有毛病的女孩儿了!”
    红卫兵肖冬梅默默地摘下了头上那顶三十四年前女孩子们时兴戴的黄单帽，接着缓缓脱下上衣，一齐丢在沙发上。这么一来，她胸前仅罩着一件白底儿蓝花儿的小布兜兜了……
    “裤子也脱了!”
    “……”
    “我叫你把裤子也脱了!我又不是男人，你脸红个什么劲儿!”
    红卫兵肖冬梅一声不响地将她那条三十四年前的洗得发白的黄裤子也脱了，丢在沙发上。在2001年，要凑齐那样的一件上衣一条裤子一顶单帽，连电影厂的服装员也会犯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