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
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蓖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
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力。
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报于他们身穷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人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
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轻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贫。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推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作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
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般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
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百万英镑》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虞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太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诌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选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借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身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力。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正常了，商业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丽表现出作用的不同。
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
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分析。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
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
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于头脑中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一方面，“买办”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心理潜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也是“中国特色”。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地轻蔑得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非常的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接近了火，顷刻溶化。代之而顿生的竞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细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摸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
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
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
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
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
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
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
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
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
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组合：
一，二三流影视明星。
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
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
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
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
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倘未中“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作什么贡献。因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工业或其它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
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
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
中国歌坛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传人，无论从艺术方面还是从艺德方面而论，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质好得多。教养的水平和文化的水平也高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游戏规则的逐年规范化在起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与他们和她们涌现于中国歌星“走穴”大潮之后，所沾染俗习恶习较少。
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淇淋，想想罢了。
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
设赶上“时代大走穴”那一拨，无疑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投沾染上“走穴”的俗习恶习，却使他们和她们的名声都较清白，提名道姓时没成见，不至于让人皱眉头。
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垦们，除了唱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水晶乌》式的年轻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小故事。
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
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
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红楼梦》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红楼梦》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撼。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使我往往看在眼里厌恶在心。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路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人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汲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红楼梦》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吗？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儿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粘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
“吏”们虽然生活在乎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株大树的小校小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梦”。
“吏”是官的“实习生”。
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
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则我往往不忍指斥。
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
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的责任之一种。
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者们也不例外。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的。
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之外。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
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忧的。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弃婴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
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加数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出路究竟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了“方向”。
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
私有意识拒绝恐惧。最智慧的哲学都不能改变它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连上帝拿它也无可奈何。上帝为了抑制人类私有意识的膨胀而在《圣经》中作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其实并不曾真正地影响过人类。私有意识既不但强大于图腾崇拜意识，而且往往以其强大主宰着两性关系——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誓说“我爱你”这句话时，他的头脑中同时产生着一种明确的想法——那么你属于我。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
农民对土地怀有的私有意识，兼有着图腾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识成分。
将土地比作母亲的是诗人。
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
“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
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偷快。
“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
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
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
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定了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
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
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
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种种关系网。
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
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
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逐云。
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度只不过是鸟的高度，而不是飞机的起码高度。
达到这个高度它用了十余年。
它正扶摇着滑翔。它还难以昂起头来。
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
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
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
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
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丑陋又可悲。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所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他们，目光一专注向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拥韧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人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阔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风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凤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全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褒续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知识追求的境界。
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刻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吗？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的原因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灿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水。
少年“戏”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恶少，其行程也不过就是纨终。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地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能够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茎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的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吗？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越演越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大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是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末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页，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页，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它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猪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缔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
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
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
因为指得过来。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
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
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
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
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
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
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
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
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
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xdx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
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xx少女一样。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路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
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预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丽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昧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人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蹬”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定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
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
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
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身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
它使政治像经济。
它使外交像外贸。
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
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
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
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
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唱叹当律师太难了。
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于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躁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
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
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
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人股商业了。
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吗？
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
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惟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惟一的资本成为“知青”惟一的傲。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睬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撞像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的回忆童年和少年。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
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祝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说还休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
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亥。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佐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至。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仟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宇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
两类时尚集于一身。
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
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
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
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
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
熊也那样。
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
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
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
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
虎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
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
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
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
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
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
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
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
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
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
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
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
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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