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他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特长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统的报道，著书盈栋。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证时，引列详尽，下笔豪迈，久经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赘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学与处世，还有他伟大的地方，乃是不耻下问，不持成见，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权门，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后，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乃是避免西方诸国工业革命时所产生贫富悬殊，多种社会病态的覆辙，因之首先表示同情。朝鲜战争期间，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为当日西方各国政府当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后，旅行讲学，还被限制，为笔者耳闻目睹。而李老博士对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施策，也并不是“一边倒”。例如1974年，国内所谓“批孔”运动，正在方兴未艾，他到香港大学讲学，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爱物的伟大。用英文演讲还不算，他又用中文诵述明儒顾炎武的《论学》一段，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作结论李老博士讲稿发表于University of Hongkong Gazette，，，part 1.上述结论见于p73.。可见他对学术真实性的重视。这种观点不会因一时政治的风气左右动摇的。
同样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会对中国事物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优点固然值得赞扬；但是它的缺点也应当提出批判。譬如传统的方法治史，认为作史者笔下一行“褒贬”，则天下之至善与极恶，毫发毕见，泾渭分明，千古一律，实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认为盈天地之道(这“道”有自然法规Natural Law的意思)统统在史籍的字里行间，罗列无余，也再用不着开辟途径；也再用不着推陈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相比，彼此都离不开“原始的假说”(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学，可以渊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历史观，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创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阔斧的姿态下开怀立论的时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马克思如此，卢梭 (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趋向。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构思者在逻辑上举棋不定，而是眼光开阔时，逻辑的范围过小，已不适用。也等于康德 (Immanuel Kant)所谓“了解”(德文verstand)与“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们的视听与经验；后者则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应属于神学的领域。我们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虽称客观，仍不离主观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长大，他当然不会放弃至美至善即属于神的立场。因之我们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称已巧夺天工。即使是绝代才华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觉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间，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间发泄无余。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真理为一切事物抽象的总和，带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认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种机缘间的一种美感。这矛盾的趋向，读者可以偶尔从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窥之，而我们有机会和他接近时则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猎于人生哲学，超过本文预定的范围远甚。然则不提出，则本文写作的目的，无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范围内则不成其为矛盾。亦可以说因其矛盾，更能与真理接近。因其渊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为科学家，可是没有放弃他思想的体系。他又皈依宗教，却不受硬性教条的束缚。今日中国企求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应觉得效法李公之处至多。
笔者在大学攻读时，已读及李公著述。初与此公以书牍接触，事在1967年。当时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富路德教授(ProfLCarrington Goodrich)缄荐，李老博士嘱于五六年间，往英伦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中束缚科学发展之处。这对笔者言之，实为天外良机。其唯一令人踌躇之处，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义”(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词，和笔者所习所读不无径庭之处。因之与李公多次书面磋商。李公不仅不以此种问题为节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对这名词并无一成不变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说法时，他还愿意修改以前的观点李老博士致笔者缄，17 February,1970,李老博士着重于官僚主义，而不着重封建，则见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6),。像他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与著作家，又为皇家学会会员，竟在笔者一个无名小卒面前如此谦虚下怀，真令人叹赏无已。很多人学术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远，已经知过不改，一错就错到底，而且拒绝批评，还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验愈丰富，则对自然法规的了解愈深切。修改 verstand，亦即是增进vernunft。《中国科学技术史》写至卷七，觉得以前卷二所用名词有修正的必要，乃是此书自创意至写作出版，至今将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业已前后不同也。所以与其指责其为矛盾，则不如叹赏其为渊博，《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亘20世纪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物的看法，不是永远传之子孙，一成不变的看法。唯其保持因时修正的作风，则下一代及下一世纪的读书人更可因此书而推陈出新，因之而更能表彰此书与作者的伟大。我们之庆贺李公良辰，从此观点出发，则更能阐扬其意义之长远。
中国之封建制度，被译为feudal system，启始于日本学者，迄今已将近百年。当日译者对中国封建的设施已经含糊不明，而对欧洲之feudal system不可能更有深切的了解。因为欧洲feudal system之被称为feudal system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当日学者以此名词综合叙述中世纪一般政治及社会组织的特征，并未赋予历史上的定义Carl Stephenson，Medieval Feudalism(Ithaca，NY1956)，p1.。而缕列这些特征，也要待许多专家如Carl Stephenson及Marc Bloch的多方考证，他们的著作也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所以以前称中国社会为封建，或为feudal，都只有概括笼统的意思，未可作为定论。
本文作者于1972年于剑桥与李老博士面谈之后，才知道他以前提及“封建官僚主义”乃是于1940年间留华时期，根据中国一般学者常用的名词袭用；有时也将此名词倒置称为“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 feudalism)。所称封建，也只涉及当日君主专制的背景，带有守旧及落后的意思。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先提出此一体系的存在，以待日后的研究搜索。并未附和若干学者所谓人类历史无可避免的阶梯，尤未认为中国历史一定要和欧洲历史相提并论，也未曾预测封建这一名词，会在中国如此滥用。
1973 年，笔者尚在剑桥，前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现已退休之卜德教授(ProfDerk Bodde)来访李老博士。(兹后卜德教授也择居于剑桥两年余，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有实质上的贡献。)他也曾对此封建及feudal一问题，下过一番工夫卜德教授的论文为Derk Bodde，“Feudalism in China”，in Feudalism in History，(Princeton，N)，，并参见卷内编者介绍。。他们商谈之后，李老博士已决定卷七不称“封建官僚主义”，则另将创造新词。但是李老博士对笔者称，其为“官僚主义”，则为确凿，已无可置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问世有期，而笔者觉得如在此时阐扬李老博士的立场，在学术界及出版界必能引起领导作用。本文作者在1972年至1973年居剑桥一年，和李公日夕磋商之外，也于1974，1975，1977，1978及 1980年间多次聚首。而尤以1974年联名发表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Joseph Needham and Ray Huang,“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kong)，12∶1-2(1974)，pp1-16；East and West(Rome)，New Series，24∶3-4(1974)，，在研究全文结构及措辞用字的时候，亲临謦欬，得益至多。可以说对李公的了解，较一般人为周密。可是这篇文字的写作，并未经李老博士同意，虽称洞悉李老旨意，仍是笔者窥测。所用资料也是笔者自己搜索，从明代史着手，只能代表笔者专注的兴趣，不足以网罗李老的渊博。可是也唯其如此，更能“借花献佛”。做寿辰文集的主旨，一方面在表扬受贺者的成就，一方面则由作者加以局部的创作，以代酒馔。这篇文章的旨趣如是，读者鉴之。
严格言之，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的特殊创物，当时罗马帝国的遗泽犹存，若干中央集体制的机构，仍被后人袭用。但是日耳曼民族，以武力征服西欧，他们也有他们部落间的习惯制度，这两者在地域间折中重叠，遂成feudal systemMarc Bloch，Feudal Society，英译本，译者(London，1961)，此书为研究欧洲史者必读，特请王毓铨先生回国之便带回一部，希望早日译为中文出版。。其译为 “封建制度”，已属勉强(愚意早应译为日文之“谱代”，发音为fudai，与法文之feodal更为接近)。
如即以feudal system为中国之封建，则其间共通的特点，更不容忽视。这些共通的特点经过多数专家的集体研究，大约可以综揽于以下三点详28页注①内 Feudalism in History.：(1)威权粉碎(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即封建制度行时，虽仍有中央王室的残型，其实税收之征集与支付，民法与刑法之裁判，以及兵役的区处，全由以下地方首脑就地做主。也可以说是集“地方分权之大成”。(2)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public affairs becoming private domains)。裂土封茅，必经过遗传，才能固定。所以中国传统，以“桐叶封弟”。西欧则由为君者以泥土一块，执于为臣者之手中。两方都象征方域内的土木，全部成为受封者的家产，通过遗传，永为恒业。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必为私人政府。皇帝的宝座以家传的不算，而是要下至各乡邑，全部出诸遗传，全部成为私人家业，而且这样以私为公，以公为私的办法，并非短时间的违法，而是长期间的合法才算是封建制度。也就是要做到《左传》里所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才算发扬了封建精神，以致全民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都有尊卑上下的序次。所以封建(feudalism)必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3)武士传统(warrior tradition)。根据以上所述，全民都在一个金字塔的形式下保持其固定的身份，则其社会组织，已近于军事机构。武士的活跃，是为必然趋势。这种武士身份，有其社会价值，并非普通的职业军人，也无平时与战时的区别中国在先秦，毫无重文轻武现象。“军事部分不仅在政治机构中被尊重，而且认为有高度价值。”见于Frank ，“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Cambridge,Massachuetts,1974)，。
基于以上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之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至为短暂。卜德教授认为古代商周之间为一个封建阶段，魏晋南北朝间又为一个封建阶段同28页注①，。还有人认为他引用这名词过于广泛。因为汉末统一的帝国已不存在，只有天下分裂，动荡期间，不成其为制度也。
所以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而中国固有的名词，“封建”亦与“郡县”对峙。前者出诸遗传，着重地方分权；后者则凡人事派遣任免，全不受遗传之限制，完全出于中央集权。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
至于明朝，中央集权已登峰造极，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遗传之官职则无实际之权责，有权责之官职则不遗传，可谓与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顾炎武之《郡县论》也称当日政治制度，放弃封建精神过多，矫枉过正，不合实际顾炎武曰：“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又曰：“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以上见《亭林文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顾之反对矫枉过正，由杨联陞简单地介绍于英文读者。见Yang，Lienshe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Hucker(NY.,1969)，p10.。而今人三百多年后，仍称朱明王朝为封建，是即以皇位继承为封建。如此则今日英国，尚未脱离feudal system矣。滥用名词，容易改变观感，发生错觉。笔者所专攻者为明代史，最近十余年来，发觉中外著作，滥指朱明为封建，以致引用史籍，不假思考，以讹传讹之处，重见叠出。姑举二三例如次：
万历帝朱翊钧中年之后荒惰成性，最为现代学者指斥为封建威权的代表。1599年，他因为三个皇子的婚礼，手令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大礼及采办珠宝的费用，与以上所述公众事宜成为私人产业的条件符合，被研究明史的专家，研究货币金融的专家，以及为专题论文的作者引用，不止一端认为此二千四百万两白银业经万历使用者，有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1957)，页13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3；龚化龙，《明代采矿的发达和流毒》，(《明代经济》，包遵彭编，台北，1968)，页127。类似者尚多，也有记入西文资料中者。。其实当时户部每年的收入，以白银在北京收受者，不过四百万两左右。这二千四百万两数目之庞大，即有蹊跷。如果读者细阅《明史·沈一贯传》，即可见：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礼者益迫。帝责户部进银二千四百万为册立分封诸典礼费以困之”《明史》(中华书局1974标点本)，。。其故事重点在“以困之”三个字。当时户部无此庞大之款项，万历亦无意动用此庞大之款项。只是廷臣一定要他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自己属意皇三子朱常洵)，他就要廷臣进银二千四百万两作为要挟。站在廷臣这一方面的，还有户部尚书杨俊民，接到皇帝手令日内，死于任所。廷臣报告皇帝，即称“本官亦因之而毙”《神宗实录》(台北，1966影印本)，页6207。。可见问题在于君臣不和，而非罄国库数年收入为皇室一朝花费。此白银亦未缴拨。
后来万历屈于众议，立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建藩府于洛阳。皇帝手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四万顷为田四百万亩，为数千万人民衣食的来源，其拨为一人家业，确有封建制度的趋向。如果此事属实，则若干历史家称明代为封建，不容置辩。
可是福王如领有此庞大的产业，势必按照封建制度的办法，将其领域实行“次层封建”，裂土封茅地给予亲信掌握，并以遗传的方式，使巡视庄园者即为武士，才能永保无虞。事既如此，则私人财产以私人军队巡卫。李自成造反时，福王麾下必有组织的抵抗，决不会无声无响，束手就擒。至此事已可疑。
因此研究明史者，又必追索原始资料，访查真迹。其实万历指派四万顷，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万历自己就减为二万顷，为原索之半。而福王也再三“推辞”。而真正的问题，又不在田土，而是佃金。缘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以后数世纪后，开垦之地称为“白地”，其主权常有问题。地方官斟察之后抽税若干，既未并于一般田赋，也难说是官田的租金。山东亦因黄河改道，淹没后又变为干地而开垦的田土，情形亦复类是。湖广地形变化，开垦更多。昔日湖沼成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增进为良田的形势笔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据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土地的税收，纵未全部饱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开交代。皇帝也不直说，而总是漫天要价，责成这三省官员，在他们出进之间，每年以银四万六千两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员口称无田时，福王派人在河南侦查与地方冲突，事诚有之。但是将十多个县份的田土，划为一人的产业接管，则技术上亦不可能。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承认每年缴银三千六百五十九两。因之笔者估计，福王掌握极少数田土之外，所谓庄田，实为现金津贴，年入不过两万两《神宗实录》，页 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实情亦摘录于笔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为《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1985)。。虽说数目浩大，和四百万亩的田地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又崇祯时堵允锡奏疏称：湖广之“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今日仍有人摘此作为明代为封建社会的例证1979 年冬，笔者见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论纲》排版，页25，38，仍有这段记载。特与友人James Geiss君造访傅先生于旅舍，告知本页注③情事，但不知《论纲》出版时曾修正否。。其实堵允锡所称亩数，全无实据。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终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开河，“无数字观念”清水泰次，《投献考》，载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1968)，页404。原文登载于1928年7月，《东亚经济研究》，12卷3号。亦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两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占为庄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逻征税，则满清入主，势必有极大的冲突，此亦与实际情形不符。
以上三数事，即可以看出不顾客观条件，只从原始资料断章取义的摘录若干文句，无学术价值。因其只能对当日的事实真相，作无实际贡献的参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说有根据。而其实将16世纪白银流通状态，土地占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与廷臣的关系全部混淆，使以后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贬，倒与今人无关。只是旧社会的弱点，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处，则因此名词错用，以讹传讹，反被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