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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隋炀帝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95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