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寸，全世界的历史都要为之改变。
——布莱斯·帕斯卡尔
一场原以为稳操胜券的战争失败了；一个强盛的统一帝国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很小的事件最终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变局……面对历史上一幕幕风云突变的悲喜剧，人们不禁会问：这些结局究竟是出于历史之神的恶作剧，还是必然意志的无情宣判？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上述这种疑问的关键之处在于，人们实际上是在问：历史是否始终受到某种必然因素的支配，并且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朝向某个方向发展？这里所说的“某种必然因素”当然可以是各种形式的，如上帝、命运、规律等。而“某个发展方向”，既是指任一具体事件的结局的方向，也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类的发展前景。
其次，我们还要把几个极其接近的概念集中在一起：如必然论与决定论以及宿命论，不管这三个概念在定义的表述上有何区别，它们实际的意思其实是有相同之处的：凡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和要如它实际的发生情形那样地发生的。总之，历史只能是这样。
还有就是，必然论不仅是用来解释过去的，而且更是用来指明未来的——既然历史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那么只要我们发现了这条规律，就毫无疑问发现和掌握了未来；于是就有可能产生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人——那些掌握了必然规律的人。
实际上，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必然论的思想倾向，例如关于一个部族或一个城邦的命运，总有一种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前进的思想观念隐藏在其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永恒不变的理念形态作为世界的实质，因而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符合理念形态的恒常和必然。亚里士多德则从每一物种的特殊性，以及达到自己目的的所有变化出发，说明世界的发展是必然地有“目的”的。
先是偶然，然后是必然
到了中世纪，人们对于目的性、必然性的观念更为热衷，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历等波澜壮阔、充满变化的悲喜剧，似乎是无人导演的，但他们一致认为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充当“神的意志”的执行者。尤其当人们难以找到对某一事件或发展的合理解释时，更对永恒的力量有一种膜拜心理。
近代的思想家则更多地从因果链条、内在规律、必然逻辑的角度，力图对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把握。对历史学家而言，建立一种历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是一个很诱人的目标，而科学性必然要求有一种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必然性等的承认和阐述。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的，近代历史学是在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下成长起来的，“规律”的权威和力量深深地影响着历史研究。于是产生了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他认为，世界所有民族毫无例外地都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这是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
偶然论者则看到相互独立的许多因素的聚合其实是偶然的，这些偶然地聚合的因素常常导致历史以这种而不是那种面貌出现。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假如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寸，全世界的历史都要为之改变。”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力图表明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有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克利奥巴特拉是公元前1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她先后成为罗马历史上恺撒、安东尼等的情人，搅起阵阵旋涡，她的出众才貌的确是造就一位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的偶然因素。不少历史学家都通过这个人物事例思考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问题。一位叫伯里的英国现代历史学家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的文章，讨论这一主题。
事实上，在历史的进程中因偶然事件而导致巨大变化的事例仍有不少。例如，1920年秋天，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他养着玩的一只猴子咬了一口而死去，这个偶然的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以至于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形象地说：“25万人死于这只猴子咬的这一口。”又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和领导者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人们能预见一次革命或一次战争，但没法预见秋天出去打野鸭子的后果。”他指的是1923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到沼泽地去打野鸭子，不慎着凉，导致连续几个月发高烧，使他在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党内斗争中失去了战斗力。
毫无疑问，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肯定存在的。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排除了偶然性的作用，世界历史就带有神秘的性质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的《历史之源》（译林出版社，2008）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说出真相”，该书作者认为很难同意关于历史存在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的观点，“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但这些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关注于讲‘故事’”，而应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偶然性中很可能隐藏着众多的真相。
但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对于必然性的全面肯定和强调无疑远远超出了对于偶然性的某种程度的认可。我们往往习惯于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看做是“必然”地、“不可改变”地发生的，既然世界历史只能是它现在所是的这种样子，那么怎能设想它不是这个样子呢？于是就很自然会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但是，如果沿着这种思路，那么偶然性的出现也是必然的了（因为它也是不可改变地发生的、也只能是它所是的那个样子），这样，那就无所谓必然性和偶然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讨论的意义，就因为必然和偶然是断然不同的。历史究竟是必然地如此这般，还是有着种种可能性、充满着偶然性的如此这般，这是一个值得思考、也很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