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研究以严谨、客观为基本要求，但是很多人的历史著作会因此而写得比较枯燥和沉闷；更重要的是，这种枯燥与沉闷可能不仅仅是文风的问题，还掩盖着研究者本身对于他所研究的历史情境缺乏认识的问题。
真实而生动地还原历史情境是历史研究中的更高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其实并不是严谨的态度、客观的分析方法的过错，而是既缺乏对历史情境的丰富材料的掌握，又缺乏想象力和写作的形象描述能力的结果。历史学家应该在内心具有对于人物和事件的体验力和想象力，通过体验和想象还原出一种真实的现场感——这就是对历史情境的生动还原。
在这方面，有时候历史学家应该向那些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学习，他们的报道中最吸引人的特色可能就是既客观准确、又生动和有感染力的现场感。
例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他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就是对历史学家深有启发的文本。1926年阿班第一次踏上远东的土地，这位“为新闻而生的记者狂人”的第一个工作站就是广州。在他的笔下，1926年的广州呈现出一幅我们今天看来极为陌生的图景：思想研讨与暴力斗争并存；狂热地日夜工作、叫喊、行动，既为了拯救中国也为了征服中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名人或败类；合作与背叛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些人广州失败后狼狈地漏夜搭船下香港，几个礼拜后又施施然地在西关茶楼密谋下一轮的政变……更有意思的是，他说那时的上海人把广东佬的吵吵闹闹看做一场笑剧：“他们总在那儿瞎折腾，多少年了，老是那样。不过说实在的，成不了什么事。”身为记者的阿班却坚信，这一年在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这就是记者敏锐的历史感。他告诉我们，这一年的春天不宜去风景秀丽的白云山野餐，因为那里土匪成灾；他还发现，原来在沙面珠江上的画舫都腐烂在泊位里，热闹的大街上会突然地空无一人，接着便是机关枪响作一团；他看到罢工人士还会来到广州精神病院，把三百多名男女精神病人随便赶到街上了事……
这些都是通常在历史著作中较易被忽略的现场感，而这种现场感的重要性在于它传达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狂热、紊乱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现场感，使我们有可能还原出当年广州历史的生动情境。如果不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生活在今天的人当然不可能拥有当年历史的亲身体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法获得对于历史的体验和想象，无法还原出历史的生动情境。关键在于，应该更全面地收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如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当时的新闻报道等。像美国记者阿班这种充满现场感的新闻回忆录，就是很好的还原历史情境的珍贵史料。
阿班的回忆录除了具备充满现场感的特征，还反映出他具有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当他目送着国民党的北伐军队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看到队列中的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时，顿时开始怀疑自己的热情是否出于盲目，对未来历史的书写结果感到把握不定。这种对自己的感觉、观点不断反思的能力也是在还原历史情境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的。因为，当研究者掌握了大量的生动材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内心体验和感受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过分陶醉于历史情境之中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如果是这样，对生动情境的还原就会对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严谨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阿班的敏感与反思既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其实也是力图还原历史情境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编写大事年表这类最容易被看做是枯燥乏味的工作中，都可以做到生动地还原历史情境，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日本思想史家矢代梓（本名笠井雅洋）编写的《二十世纪思想史年表》（学林出版社，2009）可能是同类年表中非常独特的一种，他的好友今村仁司在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其特色在于关注细节、暗示被隐藏的历史联系——细节和被隐藏的历史联系，这不正是历史情境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吗？
矢代梓对于藏书有着异常强烈的癖好，并且专注于真相的细节、隐秘的声音和吊诡的精神世界，编写思想史年表工作对于他来说有点像铺设一盘充满诱惑、疑问和杀机的棋局。比如，作者以“死亡”作为这部思想史年表的开端和结尾的主题：1883年马克思、瓦格纳逝世；1995年德勒兹、列维纳斯、海纳·米勒去世——除了死亡所具有的“终结性”含义之外，是否还别有思想谱系的玄机？又比如，对1933年科耶夫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开讲黑格尔哲学课程一事的铺陈，似乎是要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思想体系的源流。作为一部篇幅很有限的年表，各种情景中的细节似乎是注定要割舍的，但是该书却充满了众多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使思想史“活”了起来。如1932年某日萨特、波伏瓦和雷蒙·阿隆在双偶咖啡馆都要了一杯杏仁口味的鸡尾酒，阿隆指着这杯酒问“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令萨特激动得脸色苍白，这杯酒导致萨特在几个月后到柏林研究现象学。
一部思想史年表因此而变得有声有色，还原出极其生动的思想史情境，足以唤醒任何沉睡在书页中的密纳发的猫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