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远远地进行着的世界史，我心灵的世界史……
——弗兰茨·卡夫卡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时刻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世界史之中。有些历史学家总是喜欢说“回顾过去，面向未来”，恰恰遗忘了当下的现实——它正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史，一个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一个寂寞而孤傲的门庭，在我们的书写中远离着现实。
然而，世界性的现实在时刻进行着，时刻敲击着历史书写的大门。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是，美国“9·11”事件发生没有多久，美国的历史学家就把它写入已经排好版准备上机印刷的历史教科书。世贸大厦的碎片尚未清理完毕，爆炸的尘埃远未落定，但在世界史上它已被定格、被切片解剖、被书写为文本。过去人们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其实史家又何尝不是“有幸”——不管是灾难还是幸福，能够见证这种世界历史性的转折，对于历史的研究者、书写者来说是何其有幸。
正是这种进行着的现实使世界史永远具有尖锐的品质——质疑现实、思考当下和挑战未来的品质。这种尖锐性不仅仅体现在对现实和未来的历史实践的思考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理性话语的嘲弄和颠覆之中：从阿多诺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都把某些历史性的事件看做是与之相匹配的某种宏大的理性话语被颠覆的“深渊”。在我们的记忆中也不乏这种例证，比如“9·13”林彪出逃事件曾使许多中国人从“忠诚”、“伟大”的话语迷梦中醒来。
但是，对世界史的进行性和尖锐性的认同并不是一件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愉快的事情。在那些习惯于要“从现象中发现本质”、从“过去”发现未来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的人来说，进行性的东西只是悬浮不定的碎片，其尖锐的边锋更是只会让早就书写好的历史谱系被割得七零八落。如果认同这种无序、偶发、异质和细节式的事件属性同时也应该是对它们进行书写的属性，那么还有什么本质主义的宏大话语可以建立于其上呢？历史学家的辉格党式的“责任感”又将从何体现呢？因此，害怕触及、总是回避“进行着的世界史”便成了历史教科书问题中的一项顽症。
对于刚刚成为过去的20世纪，我们可以在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笔下读出它的进行性和尖锐性。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三卷本（分六大册）《二十世纪世界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的最后一卷完成于1999年，所记叙的事件、引用的资料竟然截止于该书作者下笔的那一天！在一部多卷本的断代历史著作中，当你读到类似“在19天前”、“当我写这一章的那一天”这样的时间状语时，你无法不感觉到世界史及其书写的现在进行时。不能把这种写法仅仅归因于该书的编年史体裁，更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资料的整理、汇编方式。在社会变化空前急剧、各种信息无远弗届的今天，一名出色的当代史的研究者已不可能仅在研究室里“把冷板凳坐热”，他也需要奔跑、跳跃，需要亲临国际时事研讨会或硝烟弥漫的战壕，他应该以见证的方式书写进行着的世界史。
进行时态的叙事往往带来人们意想不到的尖锐性，当下的事件通过在历史叙述中的定格而具有更为惊人心魄的影响。在吉尔伯特的书中我们不仅获悉各种我们本来应该知道、但不知为什么竟然可能一无所知的信息，而且我们不能不被它们所震撼：1995年，在苏联的一个叫做彼尔姆36的地方，在原政治劳改营的旧址上建成了一座极权主义历史博物馆，随之而来的类似博物馆纷纷出现，并且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到1998年11月，在莫斯科耸立起一座悼念在苏联时期被迫害致死者的纪念碑；1999年的前3个月，科索沃大约有1万名阿族人被米洛舍维奇的塞族军队屠杀，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数以十计的大屠杀地点和尸体埋葬点……
历史的碎片锋利无比，历史的细节充满着惊人的力量，而我们熟悉的宏大话语则永远是堂皇的、整体的，它显得不屑于但又挖空心思地省略着无数真实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