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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追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1950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1940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姓换名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与茹志鹃(右)在1975年的合影20岁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得沈之瑜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虽然后来堕落为汉奸,他的儿子周幼海(后左)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帧“全家福”中的周海夫人杨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经协助沈之瑜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1]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2]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时,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了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1998年9月7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2]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走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告知杨淑慧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