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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和戴季陶拂袖而去

新渔阳里六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

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他把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走了。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

“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2]

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

“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3]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仍不断增加。

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忆: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引者注: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5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4]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笔名茅盾)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5]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6]

茅盾则说:“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7]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8]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六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六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引者注:即1918年)11月底办《每周评论》,我们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1]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5]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6]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8]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