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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陈公博

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

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可惜,斯托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1921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

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

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故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1]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

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年—1899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

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

平山的原名本叫评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1]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